天地之美所體現的天地之序，以道為其終極根據。從道的層麵看，秩序的意義並不僅僅限於自然或形而上的層麵，它同時也體現於社會的領域；所謂“治”“亂”，便涉及社會領域的秩序或失序。在形而上之域，莊子劃分了未始有封的本然之“在”與分而齊之的現實之“在”，並肯定了前者（本然之在）的理想性。與之相應，在社會領域，莊子也對其不同存在形態做了區分。首先是至德之世，作為理想的存在形態，其特點是天與人合而未分：“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20]“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21]“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主要從人與自然之物的關係上，肯定了天與人的合一；“結繩而用之”，等等，則是從前文明（天）與文明（人）的關係上，確認了二者的未分化，而在莊子看來，正是這種未分化的形態，體現了最完善的社會之序（所謂“至治”）。
然而，按莊子的理解，隨著禮樂文明的形成與發展，天與人逐漸分離，社會則由治而趨於亂：“禮樂遍行，則天下亂矣。”[22]具體而言，這是一個由天與人相融、人與人和諧的純樸之世走向衝突、爭戰的過程，莊子對此做了如下的考察：“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於於，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裏。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淩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23]概言之，“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