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魚”之樂或他人之心是否可知的思辨論題，回到具體的社會領域，便涉及人與人之間的現實關係。在莊子看來，人存在於世，總是難以避免與他人的共處，所謂“有人之形，故群於人”[2]。而在共處或“群於人”的過程中，則不能不發生彼此之間的交往。共在或“群”既是交往的本體論前提，也構成了彼此相處中發生問題的根源。莊子對此做了如下的形象說明：
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3]
兩艘船在河中碰撞，如果其中一艘船空無一人，則被撞之船上的人不會因被撞而不快；然而，假如兩船都有人，則情況便會不同，被撞船隻的主人總是希望得到撞船者的解釋、道歉或其他回應，一旦得不到這一類回應，他便會怒從中來。莊子一方麵以此說明人與人交往過程中“虛己”的必要，另一方麵則暗示了共處本身可能成為人與人之間衝突的根源。
避免交往過程中的相互衝突，離不開交往主體之間的相互理解。然而，存在境域的差異，往往又影響著不同主體之間的彼此理解和溝通。前文（本書第四章）已提及，莊子在《逍遙遊》中一再指出鵬與斥鴳之間的“觀念”差異：“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裏，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斥鴳之笑鵬，表現了二者在視域、觀念上的不同。對斥鴳而言，翻騰、翱翔於蓬蒿之間，便是其生活的全部目標，扶搖而上九萬裏，則完全超出了其想象。從本體論上看，斥鴳與鵬在視域與觀念上的如上差異，導源於二者在生活境域及各自存在規定上的不同：斥鴳與鵬首先是具有不同存在品格的個體，這種不同的存在形態既製約著它們的存在方式，也規定了其觀念。不難看到，莊子在這裏乃是以鳥喻人：斥鴳、鵬之別的背後，是人的差異；二者在視域上的分野，則折射了人的不同存在境域對其觀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