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共處、交往過程中的對話而達到的相互理解，是以存在方式及存在形態的轉換為其指向。就人自身之“在”而言，存在形態既涉及外在的生活境域，也關乎內在的精神世界，莊子對後者往往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在談到樂的至上之境（天樂）時，莊子即以“無言而心說（悅）”[15]為其內在特征。“無言”意味著超越言語之域，“心說（悅）”則表現為內在的精神形態。在對交往、理解、溝通做進一步考察時，上述看法得到了具體的展開。
以對話等為形式的交往過程，無疑涉及語言層麵的溝通，然而，在莊子看來，交往並不僅僅限定於語言之域。當莊子要求化理解過程為存在方式時，已從一個方麵表明了這一點，“無言而心說（悅）”則從更廣的意義上表現了類似的取向。對莊子而言，交融與溝通，往往以超越外在的言說為前提：“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嚐言；終身不言，未嚐不言。”[16]“不言則齊”“未嚐言”之“言”，是僅僅關注於詞語的形式的言說或外在的言說，“言無言”則以“無言”為言，它意味著超越外在或形式之義，走向內在的精神溝通。所謂“終身言”“未嚐不言”，是指言語並沒有被絕對地拋棄，而是以卮言等形式服務於實質層麵的理解和溝通；“未嚐言”“終身不言”，則是指它超越了表麵的、形式的表達，以心靈的相契為指向。正是在同一意義上，莊子指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17]“忘言”雲雲，一方麵將語言視為外在的工具，另一方麵又肯定了精神契合、溝通的優先性。
與外在之“言”的淡化相應，莊子對以辭相勝的“辯”也持疏而遠之的態度，認為“辯不若默”[18]。對莊子而言，理解與溝通並非基於孰是孰非之類的論辯，“是”本身如果是真實的，則它與“非”（不是）之間的區分，也無須通過論辯來確認：“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19]質言之，論辯對於主體之間的相互理解，並不具有正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