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具體之“德”的個體性原理體現於社會領域，便表現為對個人或自我的關注。如上所述，個體在廣義上既指特定的事物，又包括個人，莊子從不同的維度，對後者做了多方麵的考察，其著重之點則在於突出個人或自我的內在價值及個體的不可忽視性。
作為個體的“我”或“己”，首先是相對於“人”或“他人”而言的。在莊子看來，個體在本體論上的優先性，同時也規定了個人在人我關係中的優先性：
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20]
“至人”是莊子所理解的理想人格，它同時也隱喻著理想的行為方式；“存”意謂“立”[21]；“先”不僅僅是時間上的在先，而且更是存在意義上的優先，“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亦即首先使自我達到合乎理想之境，而後要求或推動他人達到同樣的境界。在這裏，立己構成了立人的出發點，作為個體的自我，則由此展示了其在存在過程中的優先性。
作為具體的存在，個人常常以“身”的形式呈現出來，在莊子那裏，“身”不僅僅是感性的軀體，而且同時也是個體或自我的符號。由肯定自我對於他人的優先性，莊子進而將“身”置於家國天下之上。在談到“道”對於人的意義時，莊子對此做了如下論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22]“道”在人的存在領域中的意義，主要便表現於治身或養身的過程；相對於個體的養身，為國、治天下僅僅居於從屬的地位。在“身”與“國”“天下”的比較中，個體的地位無疑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這裏的治身、養身，不僅僅是指強身健體，而且指個人多方麵的完善，在莊子看來，後一意義上的治身，是治國的前提。前文已提及，在《莊子·天地》篇中，莊子曾以寓言的形式記述了圃者與孔子的學生子貢的對話，並借圃者之口表達了以上含義：“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23]這種反詰之中，寄寓著莊子本身的思想。“身”與“天下”之辯，當然並非始於莊子，曆史地看，儒家已注意到“身”與他人及“身”與天下的關係。孔子主張“修己以安人”[24]，孟子確信“修其身而天下平”[25]，後來《大學》進而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這些看法都把“身”放在重要位置。不過，在儒家那裏，修身首先意味著德性的完善，它最終所指向的，是安人或平天下，後者（平天下）構成了具有終極意義的目標。這樣，修身雖為出發點，但相對於平天下的終極目標，它在邏輯上卻呈現某種從屬性。相形之下，莊子不僅賦予“治身”以不同於儒家“修身”的內涵，而且始終將個體的“治身”置於首要地位，平天下僅僅是附屬性的“餘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在二者主次的這種理解和安排中，不難看到對個人、自我的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