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莊子的理解，存在的變遷過程，首先以自然對象的變易、發展為內容：“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1]這裏所說的“物”，主要是經驗世界的對象，經驗世界以變遷為特點，其間的對象總是處於發生、發展、消亡的過程之中。這種變化並不是出於外在的推動，而是以自身為原因的自然運動。莊子以“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強調了經驗世界的這種變動性。
從本體論上看，變化首先與存在的多樣性相聯係，“物”之生、“物”之變，總是以特定個體為承擔者。然而，變遷的意義，卻不僅僅限於個體：“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2]“萬物”在此指多樣、具體的對象。就個體而言，對象的變遷意味著從發生走向消亡，但從整體或“齊”與“通”的角度看，不同個體的變遷（相生、相禪），又在總體上構成了和諧、統一的存在圖景。所謂“天均”“天倪”，便是指個體的變化、相禪過程中所形成的統一性；它既呈現為變遷中的統一，也表現為統一中的變遷。
在社會政治文化領域，曆史性具體地表現為曆史過程或曆史境域的特殊性。在談到古今之異與社會形態之別時，莊子指出：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4]
“古今”不僅表現了時間的不同，而且更體現了曆史的差異；曆史差異所顯示的，則是不同對象本身的獨特性。周、魯既是社會領域中不同的存在形態，也代表了治國的不同方式；將適合於“周”的治國方式運用於“魯”，則勢必如同陸地行舟，難以取得實際成效。在這裏，存在的曆史性與存在的特殊性（個體性）彼此一致，二者的這種聯係又進一步製約著社會曆史領域的實踐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