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時勢”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曆史性，首先與社會領域或“類”的存在形態相聯係，但曆史性並不僅僅限於“類”的領域，它同樣體現於個體的存在過程。在個體的層麵，莊子通過對“時”“命”等問題的考察，著重突出了其存在的境遇性。
以人的生存為視域，曆史的衍化展開為過去、現在、未來不同的形態。在莊子看來，過去已經逝去，未來尚未來臨，二者對人的存在而言都不具有實質的意義：
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11]
“世”即人生活其間的社會領域或生活世界，“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既蘊含著時間上的過去與未來之分，也意味著二者難以通過人自身的活動而獲得溝通。與之相應，合理的人生態度，便是“不隨所廢，不原所起”：
睹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12]
“不隨其所廢”，即不執著於已逝的“往世”；“不原其所起”的本來之意是不追溯事物所以發生之源。從邏輯上說，未來有其曆史起源，隔絕於曆史之源，則未來本身也往往被消解或架空，在此意義上，“不原其所起”，似乎同時意味著疏離尚未到來的“來世”；對“未來”的這一取向，顯然與“來世不可待”的觀念前後呼應。盡管在社會的層麵，原初的自然形態被賦予理想的性質，但就個人的“在”世過程而言，已逝的生活世界並不是追懷的對象。按其本來意義，相對於“往世”和“來世”的，是“現世”或“當下”，對“來世”與“往世”的疏遠，在邏輯上意味著對“當下”存在境域的關注。
從時間上看，與“往世”和“來世”相對的“當下”，具體表現為特定的時間段或時刻，後者從時間的層麵顯現了存在的特殊性。與時間的以上本體論特性相應，以“現在”或“當下”為關注之點，同時意味著突出存在的特殊規定。當然，就其真實的形態而言，作為特定的時間規定，“現在”與“過去”“未來”並非彼此疏離，相反，它總是凝結了過去，又蘊含了未來，從而構成了個體“在”世過程中具體、真實的背景，並相應地賦予“個體”以現實的品格。莊子在注重“現在”的同時，對“現在”與過去（“往世”）、未來（“來世”）的聯係，似乎未能給予充分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