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普遍之道，“時”或“時命”更多地呈現獨特的性質[20]：作為個體的存在背景，“時”或“時命”總是展開於特定的時空關係之中，具有多樣的品格。“時”或“時命”所展示的多樣性與差異性，使之同時與具體的情景或境遇相聯係。如何將以道觀之與情景的關注結合起來？這似乎是個體“在”世過程中難以回避的問題。
在談到“道”與人之“行”的關係時，莊子指出：
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誌，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21]
以統一性、普遍性為其內在品格，“以道觀之”相應地要求超越差異和殊相；但個體所處的情景卻具有變遷、多樣的特點，後者（變遷性和多樣性）難以為道所窮盡。這樣，僅僅執著於普遍之道，往往無法應對複雜多樣的存在處境。這裏的“拘”“一”是指無視境遇的不同而拘守某種固定的觀念或執著於某種不變的行為模式，“無拘而誌”“無一而行”[22]，則是要求超越這種執著於“一”而不知變通的思維趨向與存在方式。當然，反對“拘而誌”“一而行”，並不意味著疏離普遍之道；從具體情景出發所做的變通，本身旨在避免與道相違，所謂“與道大蹇”“與道參差”，便著重指出了不知變通（“拘”“一”）將導致的消極後果。[23]
人生在世，常常會麵對各種相互衝突的情景，如何應對這一類的情景，對個體而言往往是一個難題。就潛能或才幹而言，在某些場合，不顯示潛能具有肯定的意義，在另一些場合，缺乏才幹則會威脅個體的存在。那麽，人究竟應當如何處世？如前文一再提到的，莊子的弟子曾就此問題請教莊子。莊子的回答是：“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24]以“材與不材之間”處之，僅僅是在兩個極端之間取其中道，這種處世的方式尚具有外在的、表麵的性質，故莊子稱其為“似之而非”。更具有實質意義的是“與時俱化”“無肯專為”。“時”涉及具體曆史背景下的特定情景，“無肯專為”亦即超越單一、固定的行為模式，“與時俱化”則是根據具體情景的特點，選擇與之相適應的“在”世或行為方式。行為的這種靈活性、變通性，同時體現了人與外物、人與境遇之間的內在統一，“一上一下，以和為量”中的“和”，便以這種統一性為內容。對莊子而言，注重特定情景、從具體存在境遇出發加以變通，構成了不為“物”所左右（不物於物）、不為物所累的前提，而這一過程，同時又以“道”和“德”為本：所謂“乘道德”，便肯定了二者的以上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