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性與曆史性從過程的維度展示了存在的個體性。如前所述，莊子在哲學上區分了由禮義文明塑造的“我”與合乎自然（“天”）之“我”，並以後者為真實的個體。就其現實的形態而言，個體的存在具體展開為一個從生命的開始到其終結（死）的過程，這一本體論的事實使生與死成為難以回避的問題。與肯定本真之“在”的意義相應，莊子對生命價值也予以了相當的關注。但同時，他又由齊萬物進而齊生死，並從自然的層麵規定“死”的意義，這種視域一方麵揚棄了對死的超驗理解，另一方麵也淡化了“生”的有限性意識及對“生”的敬畏之心。基於以上立場，莊子進而賦予“死”以“反其真”的性質，後者既以獨特方式表現了對理想之“生”的關切，也使積極的人生取向未能得到具體的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