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真實的“我”，個體以“生”為其存在的本體論前提，對個體的關注，邏輯地兼及其生命存在。以確認個體存在價值為前提，莊子將生命價值提到了重要地位。從莊子的如下議論中，便不難看到這一點：“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1]這裏值得注意的是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為人的理想之境。所謂“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也就是生命的自然延續未因外在戕害而中斷，以此為“知之盛”，顯然表現了對生命存在的注重。對莊子而言，生命的這種價值，雖天下之大，亦無以易之：“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2]在個體生命與天下大器的如上比較中，生命的意義無疑得到了深沉的展示。
從肯定生命價值的立場出發，莊子一再突出養生、保身、全生對個體的意義。以人的社會行為而言，莊子要求人們在為善與為惡之間保持適當的度，而蘊含於其中的宗旨則是養生：“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3]“名”從屬於外在的評價準則，對個體而言係身外之物；“刑”則既在社會法製的意義上表現為製裁的手段，又以個體的生命存在為否定的對象。按莊子之見，近名則累生，近刑則危身，一旦超越以上兩端，則可使此身得到安頓。盡管“善”“惡”“名”“刑”本來涉及道德、法律領域，但在莊子的如上論述中，養生、保身卻被置於較道德與法律義務更為優先的地位。換言之，不是倫理與法理，而是感性生命，構成了關切的首要對象。在庖丁解牛的寓言中，庖丁曾將其實踐智慧概括為“技進於道”，而這一智慧最後又落實於養生，莊子借文惠君之口明確表達了這一點：“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