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人的存在方式，“逍遙”首先與限定相對。[1]《逍遙遊》曾描述了不同的“在”世方式。鯤鵬是《逍遙遊》中最早出場者，它“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裏”，其勢不可謂不盛。然而，它的飛翔卻離不開風：“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2]對風的依存，顯然使鯤鵬難以真正達到逍遙之境。相對於鯤鵬，斥鴳顯示了另一種存在境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3]斥鴳所譏嘲的對象，即扶搖而上的鯤鵬。對斥鴳而言，飛翔的最高境界（“飛之至”），便是“翱翔蓬蒿之間”。相對於鯤鵬主要受製於外在的條件，斥鴳在為外部境遇所限的同時，又受到自身視域的限定：將“翱翔蓬蒿之間”理解為“飛之至”，便包含著某種自我限定。如果說，外在的限定與逍遙的存在方式難以相容，那麽，自我的限定則構成了逍遙更內在的否定。
鯤鵬與斥鴳的存在方式，是對人之“在”的一種隱喻。就人本身的存在而言，其形態也具有多樣性。莊子在《逍遙遊》中區分了人的不同“在”世方式：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征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禦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禦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知效一官，行比一鄉”，涉及的是政治、倫理領域的實踐過程。政治才幹的發揮，需要一定的舞台；飲譽鄉裏，以一定的倫理關係為背景，如此等等。同時，是否在政治實踐領域得到賞識，取決於在上者（如君主）的立場、態度；是否在道德層麵獲得讚譽，則依存於外在的評價係統及評價過程，在此，存在背景與評價係統構成了對個體的雙重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