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離於價值創造過程的邏輯後果，是逍遙的實踐意義的淡化。與之相應，逍遙首先指向精神世界；後者既表現為與天地合一的形而上觀念，也展開為個體在精神領域中的獨往獨來。
在從總體上概述人與天地萬物的關係時，莊子曾提出如下論點：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40]
這裏的“並生”“為一”，主要不是指在宇宙論層麵上“我”與萬物共生、同在，而是與精神世界的形成和建構相聯係：“我”把天地萬物“看作”或理解為與我合一的存在，由此獲得獨特的意義視域；而這種意義視域的形成過程，同時伴隨著精神世界的建構。以“我”與天地萬物的合一為內容，外部世界收攝於個體的意義之域，個體存在本身又內在於統一的精神世界，二者相互交融，展示了統一的精神之境。而在融入於天地萬物的過程中，人同時又遊於“逍遙之虛”[41]：物我之間不再橫亙界限，與天地萬物的融合，將人們引向了自由的精神空間。[42]前文曾提及，在談到無所待的逍遙境界時，莊子將“乘天地之正，而禦六氣之辯，以遊無窮”作為其內在特征，這裏的“以遊無窮”，便既以合一於萬物為形式，又表現為逍遙於天地之間。
作為逍遙的實現方式，與天地為一所體現的，首先是對統一、整體的關注，後者可以看作“道通為一”的原則在逍遙之域的引申。當然，“齊”“通”首先表現為本體論的原理，與天地並生、與萬物為一則更多地展現了精神世界的視域。從“齊萬物”、通於道，到齊是非、一生死，莊子從不同方麵展開了“道通為一”的原理，而“萬物與我為一”的逍遙之境，則以精神世界中物我之間的合一與相融，進一步凸顯了“齊”與“通”。
然而，逍遙作為自由的精神之境，同時又總是以自我（個體）為主體或承擔者，後者決定了個體的不可消逝性。《莊子·天下》篇以“獨與天地精神往來”概括莊子哲學的特點。“與天地精神往來”表現了逍遙的境界，“獨”則強調了精神的逍遙以自我為主體。對“獨”的這種注重，當然並不僅僅是莊子個人的哲學品格，如前所述，它同時也在普遍的意義上表現為一般的哲學立場：“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43]六合、九州泛指天地或世界，“出入六合，遊乎九州”也就是逍遙於天地間，而這種逍遙之遊，同時又表現為個體的“獨往獨來”。莊子將逍遙於六合、九州的“獨有之人”視為“至貴”，無疑從精神自由的層麵賦予個體性以相當高的價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