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與德的統一表明，作為存在的終極根據，道並不是一種外在的主宰；毋寧說，它更多地表現為存在的自我統一。循沿這一思路，《老子》進一步提出了“道法自然”說。在前文曾引及的第二十五章中，緊接“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老子》寫道：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從本體論上看，所謂“道法自然”，也就是道以自身為原因。《老子》在第四十二章曾說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裏的“一”，也就是道自身，道生一，猶言道自生或道自我決定。在生成關係這種外在形式之後，是對自因（道以自身為原因）的肯定。《老子》強調“反者道之動”，同樣意味著將變化理解為一個自我運動的過程，其中蘊含著發展原理與自因的統一。
法自然的自因義，主要側重於天道。從人道的角度看，法自然又與人的行為相聯係。第五十三章稱：“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從字源學上看，“道”本有道路之意，引申為主體應當遵循的規律等。《老子》在這裏似乎利用了“道”這一詞的雙關性，在行進於大道這一語義之中，同時寄寓了推行、遵循大道之意。後者在第四十一章得到了更明確的表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所謂“勤而行之”，便是指自覺地推行、遵循道，在此，法自然取得了合於道的形式。
人道意義上的自然，在《老子》哲學中往往又與價值領域相聯係。在價值觀的層麵，自然常常被理解為一種與人化相對的存在形態，而法自然則相應地具有保持或回歸前文明狀態之意。正是在後一意義上，《老子》對人化過程及與之相關的文化形態提出了種種批評：“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48]從本體論上看，道具有未分化的特點，後者同樣體現於價值領域。作為人化過程產物的文明形態，往往有善惡之分，誠偽之別；相對於此，與道為一的自然狀態，則是無分別的：以道觀之，無論是正麵的仁義、智慧、孝慈，抑或是負麵的大偽、六親不和，都是人為的結果，二者從不同方麵表現了對自然的偏離。在這裏，大道已具體化為自然的原則，而文明社會的規範，則被視為對自然原則的否定，“大道廢，有仁義”，便展現了二者的這種緊張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