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作為自然原則的體現，“天”不僅涉及合規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問題，而且與人的存在方式相關。就人之“在”而言，“天”所蘊含的自然原則又有多重表現形式。
表現為自然的“天”，首先與前文明的形態相聯係。在這種存在形態中，人與其他的對象、人與外部世界之間，不發生作用與被作用的關係，整個世界呈現為未經人化的原初狀態：“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75]“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是指人的存在方式，它的特點在於淳樸自然；“山無蹊隧，澤無舟梁”等，則是人所處的世界，其特點在於完全停留在本然之境，未經人的任何變革。不難看到，在這幅存在圖景中，人與人生活於其間的世界，都呈現自在的形態。
對莊子而言，人的自在形態，本於人的“常性”：“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76]常性或素樸之性即本然之性，這裏的“欲”不僅僅指具體的物欲或名利之欲，而且包括一般意義上的文明追求，無欲也相應地隱含疏離文明化欲求之意。按莊子的看法，自然狀態的破壞，主要便導源於文明的欲求和實踐，在談到聖人等與禮樂文明的關係時，莊子對此並不諱言：“及至聖人，蹩躠為仁，踶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77]前文已提及，莊子對文明演進過程提出了種種批評，對聖人作用的以上看法，與之無疑前後相承。“道”與“德”（道德）在此指自在的真實規定。“殘樸以為器”，描述的是物質層麵的文明與對象的關係；“毀道德以為仁義”，則涉及禮樂、倫理層麵的文明與人的關係，二者的共同特點，在於背離了存在的本然之性，莊子由此強調了禮樂文明與本然之性的緊張與衝突。以上的衝突與對峙，同時也決定了恢複自然以摒棄仁義為前提：“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