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基督教的代表人物與代表其他世界觀的出類拔萃的人物，不謀而合地共同承認一個事實。正是這個事實，使我們確信這個原則有希望複興。我們大家都感覺到，我們處在一個曆史時代的開端。與那個以批判和個人主義占優勢的、放縱人的全部世俗力量和自然的外部功能的所謂近代（Neuzeit）[1]相比，這個新時代可稱為一個積極的、虔信的時代；因此同時也可叫作以集體為目的的、在精神上掌握迄今已喪失的力量的“組織者的”時代。一個新的時代仿佛正一步步向我們走來。在這個新的時代中，掙脫了人的意誌和精神大一統的威力束縛的力量，又被人的精神勇猛虔信地握在手中。這些力量似乎按照命運的吩咐自動地規定著人類的生活，例如，冷冰冰的經濟發展進程，孤立的理性化的唯利是圖精神，機器技術，具有凝聚力的、不受任何頭腦控製的個別知識等力量。重新製服這些力量，人的精神將用它們來給人類社會建築一幢嶄新牢固的住房。過去和現在，這種普遍的信仰都被許多針鋒相對的思想家們共同接受。在法國，有奧古斯特·孔德、約瑟夫·德·邁斯特、[2]聖·西門、傅立葉；在德國，有亞當·繆勒、[3]羅德貝圖斯，[4]曆史上叫作講壇社會主義的整個國民經濟學派（阿·瓦格納），當然首先是所有類型和層次上的基督教或非基督教的社會主義。這個思想靠著它的普遍性，成了當今世界有理性的人的綱領。而且，這場大戰造成的歐洲大亂，對這場戰爭最終的驅力的日漸成熟的洞察力將來還會大幅度推動這種信仰的發展。在戰爭結束後，整個歐洲將把這種信仰作為一種不斷上升、振奮人心、不斷創新的生命力而確立。但是，這場戰爭並不隻是在打碎錯誤理論這個消極方麵發生作用，以重新贏得基督教的相互依存的思想；這場戰爭也在積極的方向上大有作為。在歐洲各國中，因著與變成必然的所謂戰爭組織最緊密的聯係，在各種勞動、職責、痛苦、死亡、犧牲領域裏，都產生了代理的感覺和意識。這個意識從它的發祥地——戰爭——躍出，越過國界，它的使命不是先在殖民政治問題上重新建立一個製度，單純與歐洲各國取得一致，也就是說，至少在這一點上將使歐洲各國團結一致；它的使命在於——這個使命更重要得多——從靈魂中單單與戰爭有關的這個點出發（這個意識就是從這裏產生的），轉向完整的，全力以赴行動著的人在道德上的根本態度。責任共負的團結原則，作為相互間的責任共負的感覺，對於在任何一件事情上的正確合作，幸而並不僅僅存在於基督教傳統之中。在工廠裏、機器旁，在勞動密集得沒有止境的科學中，在任何一種勞動密集型的大企業裏——既在企業主一方，也在工人一方——即在現代的經濟運動中，人必然要進行合作。這種首先出於純技術性的原因而勢所必然的合作，在戰前最先隻是激起共同勞動的人的共同利益的意識，但隨即也激起了隱藏在一切**裸的“利益”之後的道德上的責任感，並把責任感提高到一定程度。於是，從技術上來看，統一的勞動集體首先繁衍出來的是利益聯盟。但是，利益聯盟也微露一點點等級意識的苗頭。譬如說，一個反對罷工的人——不違約的罷工也可能是正義的——或是某個獨立於起先由共同的謀利目的而形成的工團之外的局外人，對於那些為了切身利益而加入各種經濟聯盟的人們，無異於一個不知道自己及本階級利益的傻瓜。這樣的人在職業工會及其他工會的勞動者聯盟中，特別顯得是一個道德上有問題的叛徒。即便他正確地、明智地覺察到，中止罷工自己才得到利益，但是，他在這種情形中，為了弟兄們，在道德上卻不允許，也不應當停止罷工。在上述這些情形中，我們看到團結原則正顯露出再次產生的端倪——而且完全不依靠基督教的傳統，而是憑借現代發展的內在力量東山再起。我們注意到，利益轉變成道德，經濟上共同的純利益聯盟或純階級聯盟，則轉化成身份意識、身份良心和良心聯盟。現在要說的是，團結原則順著兩股方向各異的潮流，重新回到歐洲人的心靈和良知裏。這兩股洪流，一條是自上而下，一條自下而上，亦即基督教舊教傳統的團結思想——正是這一部分基督教倫理思想被新教攻訐得最厲害——和正在步履艱難地從各種利益共同性中向上奮進的現代潮流。這兩條潮流在引導下，匯合在一起，帶來碩果累累。自下而來的潮流本身具有當代的活力，但因此而被打入純利潤和福利的功利的冷酷之中，為這些利益所困擾。自上而下的潮流則發端於上帝，起源於教會的曆史。自下而上的潮流通過自上而下的潮流向上趨升，成為獨一無二的道德力量。這種力量不受純利益的共同性的影響，把有關的人全部包括在內，因而變成自由之愛和自由義務的一種力量。基督教舊教的互助思想使這種舊與新產生接觸，絲毫沒有改變明朗牢固的內涵，卻得益匪淺。天主教的互助思想，過去和現在都浮在一個危險上麵打轉，一直有著淪為星期日閑暇中的談資、過分專注於信仰的公式，而不是活躍於心靈中生氣盎然的行動的信仰的危險。互助思想可以在降低這個危險的意義上，從新與舊的碰撞中獲益。它把自己與行動和勞作結合在一起，使處於各民族中的某個民族的生活與建立於互助思想之上的教會產生更密切的接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