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5日，廣州
飛機隻晚了一個小時，這在雷雨連連的天氣裏已屬幸運。可是在怡樂路上卻被一陣急雨淋了個半透，這還是打著傘呢。鑽到附近一條小路上的餐館裏吃了粥跟燒鵝，轉眼就四點多了，赤著上半身，肩上搭著濕漉漉的襯衫，出來轉到一家商場裏，買了件T恤，這才算恢複了人樣。《王元化晚年談話錄》的朗讀會，在北京路旁邊剛開的博爾赫斯書店裏，是三樓。下麵兩層也是博爾赫斯機構的，正為做畫廊而裝修。書店裏的風格一如既往，書不多，按字母排列，但也並不是很嚴格地按此放書，同一種書有些就被散放在不同的地方。說到王元化，之前曾看過他晚年的那部厚厚的《思辨錄》，也翻過他談《文心雕龍》和黑格爾的書，還有《清園書簡》以及一本他跟夫人張可翻譯的西方人評論莎士比亞的小書。想到他，就會聯想到孫犁。孫犁是解放區裏出來的作家，王元化是國統區地下黨裏出來的學者，解放後孫犁當過報社的中層領導，王元化則是新文藝出版社的社長，“**”後還出任過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他們雖然都不大喜歡胡風，也少與之有交往，但都被胡風案牽連，受到不小的衝擊。孫犁一蹶不振，直到“**”後才恢複寫作，但也因此跳出了意識形態的拘束；王元化的思想反思有兩次，一次是胡風案後，一次是20世紀90年代，大體上算是想明白了。他們有四個共同點：一是都是黨員；二是都曾深受魯迅影響；三是堅持認為五四精神必須傳承；四是拒絕質疑黨本身。在孫犁還好辦，因其晚年寫作主要是“芸齋小說”和讀書筆記，說人論史，把焦點對準了人性問題，避開了意識形態和政治層麵，別人也不會覺得有什麽問題。王元化的反思先是試圖通過對盧梭、黑格爾以及傳統儒家思想的梳理解決理性與邏輯的問題，後是聚焦於極“左”思潮的文化與曆史的根源，但因為不能談意識形態與黨的問題，終歸難免要墜入自相矛盾的困境。讀書會上朗讀的不隻是《王元化晚年談話錄》的部分內容，還包括他晚年接受林毓生的一次訪談。林毓生其實主要關注的是作為擁有文化官員和學者雙重身份的王元化這個比較特殊的知識分子現象，希望能從他的口述中找到些資料，而對他的思想本身興趣並不大，也並不是很看重。《王元化晚年訪談錄》裏關注的則是學者間說長道短的八卦式是非。三個朗讀者是按角色來分配內容的，所以聽起來近乎戲劇，比較有意思。王元化在晚年，其實是既有開明，也有固執狹隘，比如在談到胡風時，仍然會站在組織的角度上，輕蔑於胡風的無組織無紀律，雖然沒少受罪，但也並不都冤，言下之意，還是自取其辱。另外在談到錢鍾書時，強調其虛偽，寫信總是對人大加稱讚，但背後卻多有刻薄不厚道的言辭。王元化一生反思再三，卻沒能想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一個骨子裏非常驕傲的學貫中西的傳統文人，在亂世求自保的情況下，怎麽可能表裏如一？在評論錢鍾書這件事上，王元化恰恰暴露出其眼光心胸終歸都還有限的本質。知人論世，論世知人，如僅僅憑私意度人，如何能做到真正的知人？王元化這樣曆經坎坷善於反思的學者尚且如此，何況別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