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複雜的歸檔和迫害形式可能被視為一種轉變的指標，在前麵討論過，這是從“規訓社會”的福柯模式及其網格到“控製社會”的一種轉變，在這種模式中，權力不再單獨位於(監獄、學校、辦公室、工廠等)零散地點，而是分散到相互聯係的整個(通常是電子的)網絡中。正如德勒茲所言，對“群體/個體”的重新認識，包含在由“控製社會”(以及人口統計/心理檔案等機製)製造出來的抽象身份中。個人變成“單個人”和群眾[其中集合單個人]、樣本、數據、市場或“銀行”(“後記”第311頁，原文著重號)。雖然堡壘依然存在於“控製社會”中，城邦的主要治安形式卻變成掃描監視式，然而這也有助於創建新的堡壘。
5.掃描視圖
都市空間(或郊區購物中心裏偽造的都市空間)與賽博空間的共同點遠遠超出對空間想象的共享或二者相似的內部控製策略。計算機技術是擴展中的網絡監測技術的一部分，它們正在創造城市掃描圖和堡壘城市。確實，視頻監控和數據獲取技術的整合是現代監視和後現代監視的主要差異。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1974年拍攝的電影《對話》(the Conversa-tion)與托尼·斯科特1998年拍攝的《全民公敵》(Enemy of theState)之間的對比，為我們追溯這種差異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起點。科波拉的電影在這裏也特別有趣，因為它的製作正好處於引入後現代監視技術之際，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後現代監控技術的發展(以及一般的信息技術)是爆炸性的。到了《全民公敵》時期，這類新技術已經發展出超乎尋常的、往往帶有威脅性的力量，盡管在僅僅十餘年後的如今看來，這些不過相當於兒童遊戲。過去20年間，科技依舊以爆炸式速度發展，甚至超出科幻小說家和未來學家們極具預見性的未來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