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院哲學於11—13世紀在西歐的出現和興盛，是這一時期社會複興運動中最為注目的成就。無論是經院哲學出現後所帶來的對正統神學或世俗觀念的衝擊，還是它對各種知識分支的豐富、完善與修正都成為這一時期的典型特征。相較於加洛林文藝複興時期思想文化的複興而言，該時期的複興所體現出的最大特點在於群星閃耀、觀點紛呈，湧現出了一大批在整個西方思想史具有重要奠基意義的經院哲學家。從貝倫加爾到洛色林，從安瑟倫到阿伯拉爾，從索爾茲伯裏的約翰到經院哲學的集大成者聖托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他們在理性與信仰、普遍與一般等哲學基本問題上的爭鋒與探討，開創了以後西方思想發展的批判與理性精神居於主導地位的先河。他們身處社會轉型與變革的時代，麵對新舊轉承間出現的諸多社會、思想、文化上的矛盾，自覺或不自覺地選擇了此時複歸西歐大陸的亞裏士多德學說尤其是其辯證法思想，以此作為工具，開始了這時期思想領域的變革。因而辯證法的空前興盛成為11—13世紀西歐複興的典型特征之一。對此，英國學者菲利普·沃爾夫在其《歐洲的覺醒》一書中做出了如下的解釋，他認為：“不斷變化的世界提出各種問題要求人們來解答。在混亂的思想和蹩腳的邏輯的支配下，人們本能地固守著那些生吞活剝的聖書和引證；但其中的歧義及矛盾的顯而易見和矛盾性，卻使他們的內心感到深為失望。於是他們轉而尋求推理和選擇的法則，以使自己的思維方式更為有效。”[110]思維方式的有效性保證了思想家思想創造工具的有效，同時他們在思想的傳播上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教育作為媒介，這也是文化爭鳴與複興期共有的一個基本法則。無論是把教育作為傳播思想的陣地與媒介，還是把教育看成是謀生的手段（此時教師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一種職業），教育無疑都成為各經院哲學家關注的焦點之一。從蘭弗朗克和聖安瑟倫的坎特伯雷的貝克學校，到威廉和阿伯拉爾在巴黎創辦的學校以及伯納德（Bernad）所在的夏爾特爾學校，都集中展示了他們對教育的重視。可以說，這一時期的學校與經院哲學家二者之間是相互推動、交相輝映的。在很大程度上，經院哲學家個人的學術威望成為學校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這也是與這一時期西歐大陸內部學生之間自由流動有很大的關係的。因而經院哲學的興盛通過經院哲學家們的努力與實踐也推動了該時期教育的極大發展，包括中世紀大學在這時期的產生都與此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不可否認，盡管這一時期諸多經院哲學家都有著豐富的教育實踐，但他們在教育思想上的原創上卻維持在中世紀早期的水平；教育內容仍然保持了“七藝”，隻不過在重心上傾向於辯證法的研究而已；在教學方法上也未能超越加洛林文藝複興時期阿爾琴等人的方法體係；在教育價值論方麵，教育也仍然被看作達到信仰的一種工具，雖然有理性高揚所帶來的教育必需，但理性的最終指向仍然在於信仰，教育仍未脫其工具價值的定式。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與各經院哲學家所關注重點並非在於教育緊密相關的。同時，由於年代久遠，許多史料已無從考證，從而這也為我們深入認識他們在教育實踐中體現出來的教育思想設置了障礙。例如，洛色林雖以阿伯拉爾的老師和極端唯名論者聞名，但他現存的唯一一份材料僅限於給阿伯拉爾的一封信，對於他的教學實踐及思想則是一無所知。這種情況在貝倫加爾等人身上也十分突出。因而這一時期關於著名經院哲學家的教育思想，根據史料的現有狀況和對西方社會的影響程度而言，主要集中體現在阿伯拉爾和安瑟倫的教育實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