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與行為》（1922）（節選）
《新舊個人主義》（1930）（節選）
《自由與文化》（1939）（節選）
《人性與行為》（1922）（節選）
一、論社會變遷與道德衝突
據說，從社會習俗中引出道德標準便是剝奪後者的所有權威性。據說，道德意味著使事實從屬於理想的考慮；而上述所引觀點卻使道德依附於純粹事實，這無異於剝奪了道德的尊嚴與正義。此種反對意見擁有道德理論家的習慣勢力為它撐腰；因此，它在否認習俗的同時卻又得到它所攻擊的概念的幫助。這種批評基於一種錯誤的區分。它事實上是在主張，要麽是理想的道德標準先於習俗並將其道德品質賦予後者；要麽，道德標準因落後於且源於習俗，因而隻是一些偶然的副產品。
那麽，如何解釋語言現象呢？人類起初並未計劃語言；他們在開始談話時，心目中並無有意識的社會目標，在他們麵前也沒有語法和語音規則，用以調節他們的交際活動。這些東西在這一事實之後出現，且起因於它。語言誕生於非理智的牙牙學語、被稱為手勢的本能的動作以及環境的壓力。但是，語言一旦誕生，便成為語言，而且作為語言而發揮作用。它的作用不是要使產生它的那些力量永恒化，而是要修正、引導它們。它具有無比的重要性，因而人們刻苦學習使用它。種種作品生產出來，隨後便有了大量的語法、修辭、字典、文學批評、書評、散文，如此源源不斷。教育、學校成為必需；讀、寫能力成為目標。簡言之，語言在其產生之時，滿足舊的需要並打開新的可能性。它創造需要，需要產生結果，而這結果並不局限於演講與文學，而是延伸到由交往、谘詢與指導構成的共同生活中去。
語言機構的發展規律也適合所有其他機構。家庭生活、財產、法律形式、教會與學校、藝術與科學團體，所有這些在最初興起時並非為服務有意識的目的，而它們的創造也不是根據理性和正義的原則行事。然而，每一種機構都帶有自己的發展需要、期望、規則、標準。這些並不隻是對產生它們的諸種勢力的修飾，或無聊的裝點門麵。它們是新增的勢力，它們再創造，它們開辟新的努力方向並要求新的勞動。一言以蔽之，它們就是文明、文化、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