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烏托邦主義難題
在政治理論中，立場的二元性尤其突現為一個古老而持久的難題——烏托邦主義難題——的根源。
政治理論既具有典型的理想功能，又具有典型的勸說功能。它提出一種集體生活的理想，並設法向每一個人展示這種理想，使人們相信，他們應該願意在這種理想下生活。這些抱負可能是普遍性的，也可能是較具地方性的，但無論何種情況，都存在著這樣兩個嚴肅的問題：這些抱負是如何共同實現的？它們是否必然相互幹擾？如果一種理想無法促動個體按其生活的動機，那麽，無論它多麽吸引人，也隻是一種烏托邦。不過，如果政治體係完全屈就於個人動機，也就根本無法具體體現任何理想。
有人會說，政治理論本身應該隻關注何為正確的問題，使其勸說功能屈從於理想功能，因為，若某一特定的社會組織形式可以被證明是正確的，人們也就有了想實現這一理想的全部理由。但是，這種心氣似乎過高了，它忽略了動機上合理的東西與正確的東西之間的相關性。如果現實中人們發現從心理上很難甚至不可能依照這種政治理論的要求生活，或者適應其相關的政治製度，就會給這種理想造成壓力。
另外，這種適應也有其自身的問題：人們必須小心不要將這種適應當作過於輕易地放棄理想的借口；人們還會形成一種危險的思維習慣，認為任何對日常模式的激進式叛離在心理上都是不切實際的。總之，政治理論的理想功能與勸說功能的相互適應並非輕而易舉，它們之間的相互幹擾甚至會使人們懷疑政治理論的目標究竟能否實現。也許任何真正有價值的理想都無法發揮勸說的功能，而任何能夠說服人們遵循的東西都將是一種無望的妥協。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人們對這種兩難所產生多少“客觀的”反應，也就是說，這種反應多少與那些被政治理論說服了的人的特殊觀點無關。一種具有強烈客觀傾向的探究路徑可能會賦予確立關於安排政治製度之真理以至上地位。證明這些製度的正當合理性可能僅僅是表明這種證成即是真理，而向個體證明製度的正當合理性可能隻是給這些個體提供一些論證證據。任何有關這些觀點的特殊意圖或者這些個體的心理學觀點都無須成為這種證明工作的一部分。這也就假設了，存在某種單一的證明立場，每個人都能擁有該立場，並且針對它提出相應的論證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