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大都對婦女的命運給予了一定的關注，例如：蒙台涅譴責了婦女命運的不公正；狄德羅認為婦女被壓迫的地位源於某些市民法律和社會習慣；孟德斯鳩則強調，婦女能夠並且應當參與社會生活；愛爾維修爭辯道，婦女缺乏公民權利是缺乏教育的結果。盡管如此，他們尚未能夠意識到婦女也是公民，並且有成為曆史主體的能力。盧梭當然未能例外。實際上，在法國，18世紀是婦女生活開始活躍、婦女問題引起全社會關注的世紀，以至有人稱法國的18世紀是婦女的世紀。1783年，馬恩—夏朗科學院懸賞征文，題目即為《什麽是促進婦女教育的最好方法》。
在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史上存在著兩種婦女觀，即“父權製”婦女觀和“父權製”批判婦女觀。而18世紀西方的婦女觀中，盧梭是“父權製”婦女觀的代表，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是“父權製”批判婦女觀的代表。[144]盧梭一反他的政治思想的激進和革命的精神，繼承了西方曆史上的“父權製”婦女觀，隻不過他與前人不同的是，以資產階級的抽象人性論來論證“父權製”理論。他一方麵稱讚女性，另一方麵卻以性別自然目的論的神話來論證傳統的性別分工。也就是說，他並沒有把自己社會契約論中所主張的自由和平等的權利給予婦女，而是在一曲回歸人性、回歸自然的詠歎調中把女性置於從屬於男性的地位。
盧梭一生在女人是非中度過。他對婦女問題所持的奇特觀點，構成了他社會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他在《愛彌兒》的第5卷論述的是女子教育問題，對“蘇菲”的構想成為他的女子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部分。
盧梭的婦女觀也體現了他的自然觀念，因為他認為女性對男人的服從不是由於社會和經濟原因，而是她們天生應當如此，這是一種大自然的饋贈。他說“如果你想永遠按照正確的道路前進，你就要始終遵循大自然的指導，所有一切男女兩性的特征，都應當看做是由於自然的安排而加以尊重。”[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