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7世紀日本朱子學派的形成及其思想特點
朱子學也稱宋學、宋明理學等，由宋儒朱熹創立而得名。它相對於此前的漢唐儒學來說，又被稱為“新儒學”。原因在於它批判了注重“五經”訓詁的漢唐儒學，力圖依據“四書”把握孔孟精神；它還吸收了佛、道思想。同時朱子學還以“理”為最高範疇，加強了儒學的哲學思辨性和係統性，從而更為理論性地論述了儒學曆來主張的仁、義、禮、智、信的說教以及社會等級觀念等，因而與此前的儒學有了很大的區別，並且逐步取代佛、道成為後來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的主流思想。
朱子學在中國產生和初步發展之時，正值日本曆史上武家勢力興盛發展的時代。當時以鐮倉將軍為首的幕府，代表了“武家”這一強大社會政治勢力，已經取得了與京都朝廷為代表的“公家”相並立的地位，並且他們迫切需要獲得符合自己性格和需要的思想文化力量的理念支持，在這種情況下，南宋“直指本心”、生死無忌、簡潔明了的禪宗等佛教新派，以其教義和修行方式的簡約化和大眾化而受到了武士們的歡迎，中日禪僧的交往明顯增多，佛教寺院在日本也大為發展起來，出現了著名的“鐮倉五山”和“京都五山”。[4]它們在當時日本兵荒馬亂、文教衰微的時代，都成了著名的佛學重鎮。
禪宗流行的重要結果之一就是新儒學——朱子學的傳播。這是因為新儒學本身就曾吸收、消化佛學的思想因素，有利於禪宗教義的說明和推廣，因此，日本禪宗在傳播的過程中就一直是將宋明理學作為“助道”加以研究和傳授的。前述“鐮倉五山”和“京都五山”不僅是當時禪宗的大本營，也是儒學研究的重鎮和傳播中心。禪學者們在這裏閱讀引進的朱子典籍，並開設講習（講座），還對漢文典籍進行校勘、標點並加以刻刊翻印等。到了14世紀前期，日本學者自己撰寫的關於宋學研究的論文集已經出現，標誌著研究的深入和研究隊伍的擴大；及至15世紀中期，專門的單行本宋學研究著作開始出版，同時也逐步形成了日本的宋學學派，例如，以岐陽方秀為代表的京師朱子學派、以桂庵玄樹為代表的薩南學派、以南村梅軒為代表的海南學派等。朱子學雖然仍未完全脫離禪宗而獨立，但已經有了相當的研究深度和傳播廣度，上至宮廷學者，下至民間學士，大多都通過禪宗之手了解了儒家的主要文獻《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等，影響已遍及整個社會。16世紀末，藤原惺窩及其弟子林羅山也由學禪轉而接觸朱子之學。這些條件的具備，對於17世紀江戶朱子學的獨立和全盛，對於它成為官方認可的主導意識形態，都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