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在場景的問題上，有關城市的文獻和研究似乎都保持著沉默。可能的資源也許包括卡爾·曼海姆已經談到的咖啡屋及其在民主化進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性(Mannheim,1956,141-142),但是，我們對這種輕易地把場景等同於標誌著民主公共空間討論的對話及其透明性的做法沒有信心。在整個曆史上，對小圈子和社會圈裏的許多逸事和民族誌的描述提供了各種生動的細節，卻對場景的問題置之不理。政治經濟學由於從外部把場景看作剝削或虛假意識的場合(zukin,1997),即看作市場而沒有更多的東西，從而忽視了作為一種現象的場景，盡管對作為肯定“部落”意識的狂喜事件的場景有一些評論(Maffesoli,1996),但是，一直沒有想把這種場景理論化為一種社會形態；有的傾向於批評它的裝腔作勢，有的則傾向於褒揚它的閾限性。對場景排他性的要求都充滿了自命不凡，它的狂熱似乎往往要以犧牲自製力為代價來擁抱**。可是，作為一個集體問題，場景的複雜性似乎總是超出了這些特征。最後，對城市公共空間興趣的暴漲掩蓋了這些複雜性，要麽把場景看作一種對話的機會，把它理智化並減少其感性的魅惑(仿佛這種場景是民主事業中的一個教育時刻),要麽把場景看作一種尚未形成的共享空間的展望，讓一切有趣兒的事都得到發展(似乎最好把這種場景理解為由陌生人居住在親密空間中的一種模式，因為陌生人的共同存在迫使他們麵對共同的問題)。165顯而易見的是，對場景問題的探索，作為一種有助於使城市成為一個場所的地位的探索，應該讓我們開始澄清兩個重要噱頭之間的解釋性聯係，一方麵是公共空間的觀念(Clarke,2000),另一方麵是“想象的共同體”的概念，這兩個概念都已經固化為陳詞濫調的噱頭(Anderson,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