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城市被認為是唯物主義的；作為資本集中的中心，據說是由唯物主義支配的，隻有憑借物質力量才能變得非同尋常。然而，城市給我們的印象通常是不尋常的，因為它們展示了被認為不可磨滅的精神。如果城市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既是物質的又是理想的，既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那麽我們就能開始揭示這種關係，使之更易於理解。
波德萊爾把大城市稱為“文明世界之都”(Baudelaire,1972)。這種形象在重要性方麵使城市與文明的辯證關係成為問題，這種關係是以首都的概念及其兩麵性的模糊性為中介的。這種兩麵性提醒我們，成為一種商品是城市的命運之一。事實上，城市的價值及其中心地位保證了許多用途都將是能夠為參與城市的人創造的交換價值。
與城市的接觸怎樣建立在一種欲望係統中?這個欲望係統以馬克斯·韋伯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的起源和它的特殊性”為中介(Weber,1930,24)。這是一種由懷疑主義啟發的想象性結構，對過去的懷疑主義在當下釋放並激發了一種令人興奮的吸引力，希望把過去延續到未來，作為一種區分現代性及其不確定性的方向。它的表現方式既體現在創新的地方性商業中，也體現在嘲弄它的越軌行為上，它們把每一個城市都表現為充滿機遇的景觀，把每一個城市都表現為一個提供振興願望的允諾場所。我認為，不同的城市通過資產階級的“地方特性”以具體方式體現出各自的特色，特別是這些在商業與波希米亞主義之間的張力中形成的特色，這種張力使這個階級對生產性的根本模糊性具有了結構，就190像小資產階級以典型的方式所經曆的那樣。
這種既是一件藝術品又是一件商品的雙頭怪城市，在不斷以顛覆決定性的各種方式消解，因此仍然是齊美爾意義上的客觀性文化的一種成就(Simmel,1971),其不可估量的用途包括對它所做的一切，包括把城市之美看作有利可圖的能力，以及把它的盈利機會看作某種意義上的美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城市的象征秩序的存在與斯賓諾莎的觀察是一致的：“不同的人能夠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同一個對象的影響，同一個人可以在不同的時間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同一個對象的影響”(Spinoza,1992,111,Prop-osition 51)。城市作為這樣一個欲望客體的模糊性正不斷地用地方性的和顯而易見的方式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