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森對曼哈頓第十四大街的討論是非常有啟發性的(Sassen,1994,24-27),因為它強調了數量對空間利用產生的影響。總的來說，通過企業的貪婪拆除曾經的工人階級生活中心而對城市進行重新設計，其理由是這個空間——被看作過時的、失修的、需要振興的——可以用於更有利的用途，並且根據新興職業和中產階層更新形象的需要為辦公空間和居住提供最時髦的東西。她問道，是否還會有對於這樣一種空間的經濟和社會生存能力的“解讀”,可以挽救其作為工人階級生活中心的原有活力呢?她聲稱，發生在第十四大街的事情到處都在出現，這種事情記錄了對各個城市來說都具有普遍性的一個過程(除了對紐約的具體細節的“圖解”外)。在這裏，城市隻是另一種語境，它帶來了量化力量(世界經濟，全球主義)的運作，在任何一個城市，這都可以被記載為一種程度上的差異。不言而喻，數量指的是世界進程的絕對力量，除了作為經濟擴張和經濟征服的物質外，對地方性作用仍然漠不關心。
這樣的解釋慣例掩蓋了一種體現在“數字的權重”力量中的非常特殊的數量意識。並不是工人階級的人數被新的階級超過了，而是他們缺乏組織、掌握變化之速率和速度的能力及資源，在任何一個城市裏，這種速率和速度都隻能表現為一種冷漠而絕對的力量。也就是說，城市中的許多人無法控製在他們身上正在發生的事情，“在今天的大城市裏，主要的經濟力量朝著低成本的和普通工人階級的空間利用的方向發展，無論是單個建築物、商業區，還是製造業”(Sassen,1994,24)。城市是“主要的經濟力量”以強有力並且往往難以表達的方式達到**的場所。“主要的經濟力量”的量化表現為有能力超越個人和群體的機構，同時又適應那些最了解它們的人的傾向和利益，從而參與到培育和利用它所擴大的影響之中。在那些受“主要的經濟力量”之害的人的無能為力與那些理解他們的事業的人的權力之間存在一種模糊性。盡管所有人都受到同樣力量的支配，但是有些人利用了這一進程的機會，另一些人則依然無能為力。這是對馬克思關於資產階級的組織化能力的闡述的完美傳譯，即這些生產能力增強了他們利用資本主義的非個人機製的共同集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