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為雙頭怪的城市是一個由基本問題所激發的相遇場所，各種基本問題同時積極和消極地困擾著人們。城市的基本力量表現在這個領域範圍內的生命力中，日常生活的轉瞬即逝揭示了對猶豫不決意義的可怕堅持，及其作為集體行動中心的模糊性的焦慮。城市由於同時激發和抵製掌握其模糊性的集體嚐試的能力而卷入善(the Good)的問題。正如喬治·阿甘本所說，善不是一件與世界分離的物品，正如超越“不是淩駕於萬物之上的一種至高無上的存在”一樣，而是“實體的發生過程、其最內在的外在性……(就像)……蠕蟲的蠕蟲存在，石頭的石頭存在一樣”(Agamben,1993,14-15)。如果“世界上不可挽回的東西是超越和揭露每一種世俗實體的東西”,通過把它還原為另一個像其他東西一樣的事實而遺忘這種“發生過程”,那麽這種還原就有一種遺忘超越性的危險。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一種實踐的超越就是把“參考”當作世界上的一個事件(McHugh et al.,1974)。現代人把希臘人對這種根本模糊性的看法，重新設想為一種僵局，這在阿甘本的認識中得到了重新表述。
善的問題持續存在於城市形成過程所處的倫理衝突的關鍵點上，並且通過這種參與成為城市的一部分。這意味著，“超越性終結”是善本身的一種表象，因為善就呈現在否定之中，始終是一個開始，在城市中作為社會事實而存在。這個社會事實就是集體化的基本場所。
這種“挑戰”通過一種敘事被接受，通過書寫的實踐揭示並(因此)超越發生過程。在這一章裏，我把好城市的概念轉化為這個疑難問題，即對於那些從功能性和象征性意義上參與其中的人來說，城市究竟如何提出超越性終結的問題。我為策劃各種例子詳述了一種策略，能夠用不同的和異質性的方式把這樣一種相遇帶到人們的視野中。一個城市的生命力加劇了這種關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