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未教條式地預測未來。馬克思在其“馬克思主義觀點”形成之初，於1843年就明確地宣布：“新思潮的優點就恰恰在於我們不想教條式地預料未來，而隻是希望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56]1881年在籌備召開國際社會黨人代表大會時，有人打算在大會上提出一個議題，即：假使社會黨人取得政權，他們應采取一些什麽政治、經濟立法措施，並就此向馬克思請教。馬克思的回答是：“您告訴我的要在即將召開的蘇黎世代表大會上討論的‘問題’，在我看來是提得不正確的。在將來某個特定的時刻應該做些什麽，應該馬上做些什麽，這當然完全取決於人們將不得不在其中活動的那個特定的曆史環境。但是，現在提出這個問題是虛無縹緲的，因而實際上是一個幻想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唯一的答複應當是對問題本身的批判。如果一個方程式的已知各項中沒有包含解這個方程式的因素，那我們是不能解這個方程式的”，“對未來的革命的行動綱領作純學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預測，隻會轉移對當前鬥爭的注意力”。[57]
19世紀70年代，德國冒出一位“社會改革幻想家中的‘真正的怪物’”，名叫杜林。他試圖構建所謂“新哲學體係的最終形式”，涉及麵甚廣，其中包括“未來學校計劃”。恩格斯在評論杜林《哲學教程》一書時，指出：“該書還有一整章描寫未來社會或所謂‘自由’社會，其中從經濟方麵說得極少，卻為未來的初等學校和中等學校擬定好了教學計劃。所以，這本書暴露出的庸俗性比他的經濟著作更直截了當”。[58]可見，恩格斯把在當時那種社會研究條件下妄談“未來學校”這件事本身，看成是“庸俗”的表現。
否定教條式地預測未來，不意味著不放眼未來。按照馬克思的說法，19世紀的社會革命，即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不能從過去，而隻能從未來汲取自己的詩情”。[59]隻是不侈談未來，而“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