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生活在雅典由盛而衰的轉變關頭，他深刻地意識到了希臘社會發展的內在矛盾。他既反對斯巴達式的寡頭製，也反對當時雅典式的極端民主製。他主張政治專業化，使治理城邦的大權掌握在一部分有專業政治知識且品質高尚的人手中，而不是把權力分散在沒有政治知識的普通公民手中。
蘇格拉底認為，政治是專門知識，政治家應該是智德兼備的專業家。色諾芬的《回憶蘇格拉底》中記敘了蘇格拉底對雅典當時政壇的評論。蘇格拉底批判雅典的領導人素質低劣，人人都可以通過抽簽的方法獲得職位，整個政府由叫人害羞的擀氈工人、補鞋匠、銅匠、農民、批發商、在市場上斤斤計較賤買貴賣的人們組成，他們既未考慮過也沒有從事過管理事務。“用豆子拈鬮的方法來選舉國家的領導人是非常愚蠢的，沒有人願意用豆子拈鬮的方法雇用一個舵手或建築師，或奏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行業的人，而在這些事上如果做錯了的話，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國務方麵發生錯誤輕得多的。”蘇格拉底極力主張，應全力培養和鼓勵那些真正有才幹、熟悉政務的人去從事政治，堅信隻有好的舵手才能把雅典這條迷失方向的船領出困境，逃離厄運。他進而指出：治理城邦是“最偉大的工作”“最美妙的本領和最偉大的技藝”，治理國家的政治家應具有“帝王之才”。政治技藝絕不是一種自然稟賦，“如果說，沒有多大價值的工藝不必經過有本領的師傅的指導就會自己精通這一見解是荒謬的；那麽，把像治理城邦這樣偉大的工作，認為人們自然而然地做出來，那就更加荒謬了”[14]。同時，他又以塞米司托克勒斯（Themistocles）的例子說明，政治家的本領不可能通過和那些自稱知識淵博的智者交往而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