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體良集古代希臘、羅馬教育經驗之大成，在著重闡述雄辯家培養的實踐與理論問題中，對教育與教學的一些基本理論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提出了許多富有價值的見解，形成了他特有的一套教育思想體係。他的許多思想觀點曾被文藝複興時期人文主義思想家們賞識，更進一步為17世紀捷克偉大的教育家誇美紐斯繼承與發展，為西方教育教學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尤其是他的中等和高等教育思想對歐洲各國影響更大。昆體良在闡述他的教育理論時，給我們描繪了一個完美雄辯家的形象。他說：“我們所要培養的人，是一個具有最高的天賦才能，滿腹蘊藏著最有價值的各種知識的人，是上帝派遣下來為世人帶來榮譽的人，是前無古人的人，一個各方麵都是出類拔萃的人，一個會很好地思考又善於言辭的人。”[81]其實，這也是對他本人最好的寫照。他是在吸取希臘文化的一切有益成果和重振羅馬優秀文化傳統的同時，又敢於“另辟蹊徑”，從而在雄辯術的理論研究上成績卓著，留存後世。他的這些人品、業績，廣受人們的讚許。文藝複興時期著名的文學家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曾對昆體良做過這樣高度的評價：“你（昆體良）所完成的不是一把刀子的職責，而是一塊磨刀石的職責，你在培養雄辯家方麵所取得的成功，較之培養他在法庭上取勝更加偉大。我承認，你是一位偉大的人物，但你的最偉大的卓越之處是你給偉大人物以基礎訓練和塑造偉大人物的能力。”[82]
昆體良曾說，一個有崇高理想的雄辯家不應以撈取酬金為目的，而應從他自己的精神中，從沉思和知識中去尋求一種長存的、無限富有的實際效益。他的這一抒懷述誌，成了他生前的寫照和死後的預言。後代人對他的真誠讚美和深切敬意將是永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