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誤解，認為人文主義與天主教是水火不容的，認為人文主義者與教皇是勢不兩立的。實際上，文藝複興和人文主義都是非常平和的，教會和教皇並未將人文主義視為洪水猛獸。非但如此，一些教皇還是人文主義的積極支持者。“到了15世紀中葉，文藝複興實際上已在某種程度上衝擊了意大利，其光輝所到之處，連羅馬教廷也和各個國家一樣，無不為之眼花繚亂……文藝複興的光輝是如此炫目奪人，使教皇對其他理想[81]全都視而不見，把羅馬教廷領入了一個世俗的榮譽和藝術的光輝使宗教信仰黯然失色的發展過程”，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也未燃起基督教世界東征的熱情，羅馬教廷似乎已專心致誌於塵世的光榮。尼古拉五世（Nicholas，1449年即教皇位）是梵蒂岡圖書館的創辦人，也是一位一流的學者，被稱為第一個“文藝複興教皇”[82]，而後來的庇護二世（PiusⅡ，1458—1464年在位）在其當教皇前是一個很有造詣的人文主義者，他被視為“人文主義教皇的完美典型”[83]，“他以後直到宗教改革運動興起前的曆任教皇，都是文學、藝術和大建築的保護人，他們把羅馬修飾一新，深受文藝複興的推動”[84]。這位庇護二世就是本節所要論說的西爾維烏斯。
一、生平與活動
西爾維烏斯（Aeneas Sylvius Piccolomini，1405—1464年）出生於意大利名門望族之一的皮科洛米尼家族（the Piccolomini family），在人文主義的熏陶下長大。他參加過巴塞爾宗教會議（the Council of Basel），1442年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弗裏德裏希三世的秘書，1446年擔任牧師，次年被提升為主教，1455年被選為教皇，稱作庇護二世。
西方教育史家伍德沃德（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認為，西爾維烏斯不是合格意義上的學者，他的拉丁文很流利但不夠優雅，況且他基本上不懂希臘語。不過翻譯過來的古希臘著作已能滿足他了解古希臘文化的需要。西爾維烏斯生性活躍，喜好參與社會活動而非關在小屋子裏潛心於學術，富於務實精神，頭腦清醒，對時事有較強的洞察力。[85]的確，西爾維烏斯不是學究，人文主義的本質精神也不是使人鑽在故紙堆中兩耳不聞窗外事，而是要求人在社會生活中展示人之為人的精神風貌。從此意義上看，西爾維烏斯同彼特拉克、布魯尼等人一樣，都是當時人文主義者中的精英人物，西爾維烏斯對當時社會產生的實際影響遠超出其他一些人文主義者。伍德沃德認為西爾維烏斯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者，這種評價有些低，實際上西爾維烏斯既是一個學識淵博的學者，又是一個社會活動家。他有大量的文學著作留給後人，從這些著作中可看到他具有較強的深思明辨能力。他擅長外交事務，在外交方麵審慎周密而又能審時度勢，他之所以能被選為教皇，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有出類拔萃的才能。正因如此，一些西方史家認為“他在我們心目中是中世紀最後一位偉大的教皇”[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