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利特的教育思想典型地反映了15世紀末英國人文主義教育的特征，那就是洋溢著濃厚的基督教人文主義精神。
—、教育思想的理論基礎
科利特教育思想的基礎是基督教人文主義，他是北歐早期最有名的基督教人文主義者。
基督教人文主義是指用人文主義的方法研究《聖經》，目的在於除去中世紀教會神學家附於其上的種種不切實際的注解和引申，恢複其本真麵目。
注釋《聖經》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正統的經院主義方法，它通常采取的形式是，把一些章節段落串聯在一起，目的在於提煉出某些更有普遍意義的訓誡和教條。人文主義方法則相反，它力圖重新找到每一具體信條或論點的準確曆史內涵。意大利人文主義者奧雷利奧·布蘭多利尼（1440—1498年）在《希伯來聖史》中就曾對《聖經》研究中的經院主義方法大不以為然，他認為從《舊約聖經》的故事中引申出寓意或普遍的教訓是一種經院主義的偏見，應對這種“微不足道的評注”置之不理，因為它們隻會使我們陷入“野蠻狀態的迷霧”之中。在布蘭多利尼看來，《舊約聖經》是一部需要從曆史角度進行研究的作品，需要參考其他的權威典籍進行闡發引申的作品。
科利特是北歐人文主義者中較早運用新方法研究《聖經》且較有成就者。他於1495年赴意大利，次年回國後到1505年一直在牛津大學任教，他任教期間發表過題為《保羅致羅馬人書評述》的演講，表現出他對《聖經》原話和本意的關注。他對從原文中提煉出一般教義的經院主義方法並不關心，他也沒有提到過任何一位經院權威的觀點，而是集中精力試圖通過考察聖保羅當年說這些話時的具體曆史環境來解釋《羅馬人書》，“這樣他就完全擺脫了將聖經僅僅當作用於驗證教會編造或強加於人的教義或道德規範的孤立文章匯編的經院式惡習……他第一個運用‘新學問’的批判方法發現聖經的正確意義。他對待聖經的態度表明，盡管他受到薩沃納羅拉和意大利人文主義者的影響，但他大大超越了他們，他發現了中世紀任何一個神學家所未能發現的東西，即聖經是個人的而不是教條的啟示”。他認為中世紀神學視《聖經》經文為機械的啟示的看法是故弄玄虛，“他仿佛認為，聖靈因其崇高而有它自己的特殊規律，它完全和絕對無拘無束，不論在哪裏都像風一樣飄忽，可隨其意願創造先知，所以先知的心靈就是先知的自我”[7]。這種看法與路德、加爾文都是一致的，其言下之意就是信徒可憑其對《聖經》經文的理解而直接與上帝溝通，天主教會的中介作用是沒有必要的，經院神學對《聖經》的解釋是牽強附會的，這樣就否定了天主教會和經院哲學存在的合理性。“科利特對於保羅學說的詮釋是基於一種單純的虔誠和一種信心，即認為信仰神的仁慈以及公正精神要比任何文學或儀式更能說明問題。從這種信心出發，他對經院學者的大多數神學疑難問題顯然漠不關心”[8]。這表明，科利特已與經院主義的方法徹底決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