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特拉克對教會頗為不滿，他曾用大量篇幅嚴厲譴責阿維尼翁教廷的墮落和邪惡，並把阿維尼翁比作新巴比倫，他希望教廷能回歸其故址羅馬。彼特拉克對經院哲學持敵視態度，這種態度後來被著名人文主義教育家維夫斯等人文主義者所發展，但他對經院哲學的批判並不具有專業性，常常有強烈的個人主觀色彩，往往都是細枝末節上的批判。盡管彼特拉克對教會和經院哲學不滿，但他卻篤信基督教。宗教信仰和宗教虔誠在他的思想和著作中居核心地位，如果宗教和古典著作發生衝突，彼特拉克會毫不猶豫地站在前者一邊，他說，“我的心靈的最深處是與基督在一起的”，“當這顆心靈思考或談到宗教時，即在思考和談到最高真理、真正幸福和永恒的靈魂的拯救時，我肯定不是西塞羅主義者或柏拉圖主義者，而是基督徒”。“為了真正地進行哲學探討，我們首先必須熱愛和崇拜基督”，“做一個真正的哲學家就是做一個真正的基督徒”。[20]這表明，彼特拉克在反對經院哲學的同時，仍保持其基督教信仰，力圖將自己的古典常識與宗教信仰調和起來。古代的製度與作品以及由此而表現出來的倫理價值，未必與基督教一致，古羅馬的泛神論與中世紀的一神論水火不容，強調個人成功的斯多葛式的倫理標準也不會為倡導自我犧牲美德的基督教所接受。因此將人文主義與基督教調和起來頗有難度，但二者在彼特拉克看來皆有長處，值得調和。在《論無知》中，彼特拉克說：“以一個信徒的真誠和穩定的情緒來閱讀西塞羅的作品，當然不會對奧古斯丁或別的任何人有什麽妨礙；相反，西塞羅流暢的語言對所有的人都是有益的……當然，我們必須想到或提到宗教這一最高真理、這種真正的幸福和永久的超度……我似乎很有把握地感到假如西塞羅能夠幸會基督或了解他的說教的話，他本人一定會成為一名基督教徒。”[21]在討論了自然災害的肆虐、人類文明的崩潰、人類困苦的處境、人類邪惡帶來的孽果、人的靈肉間的衝突、人之死亡不可避免等之後，他得出結論：來世生活是最美好的，《聖經》是通向來世生活的最準確的指南。彼特拉克對奧古斯丁甚為推崇，視其為他的精神引導者，在其著作中對其引述甚多。彼特拉克的這種態度具有典型性，他實際上是把早期基督教作家視為基督教的古典學者，他們不與經院神學家為伍而是與非基督教的古典學者在一起。後來的一些人文主義者尤其是北歐（泛指意大利以北）的人文主義教育家如科利特、伊拉斯謨、莫爾等人把他們從研究古代作家發展起來的編輯、翻譯和注釋的學術方法也使用於對《聖經》和基督教古典作家的研究，從而使基督教人文主義盛極一時。在此意義上，彼特拉克可以說是文藝複興時期基督教人文主義的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