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做出結論說，意涵先於文化與美學而從屬於倫理，倫理是所有文化與意涵的基礎。道德不下屬於文化：道德有權審判文化，它揭示出高度，是高度安排了的存在。
高度將某種意義引入存在內。這高度透過人的身體經驗而被體驗到。它把人類社會帶到祭壇前。人將自己置身於高度的標誌前，並不是因為人由於他的身體而有眩暈感：事實上，正是由於存在授命於高度，人的身體才被置入到有上下之別並頭頂天空的空間內，而這天空對托爾斯泰的安德烈公爵來說——任何字眼也道不出其中的顏色——乃純粹的高度。
指出意義之於文化符號的先在性，是非常重要的。將所有的意涵都歸於文化，對意涵與文化表達，意涵與作為文化表達之延伸的藝術不作區別，這就等於承認，所有的文化人物都被授予了精神的佩戴。從今而後，所有的意涵都不能從文化的汪洋大海中蒸發出去，對文化的審判也是不可能的。從今而後，普遍性，用梅洛-龐蒂的話說，隻能是單邊性的。這一普遍性的本質在於，它將從一種文化滲透進另一種文化中，就如我們從母語出發來學習某種外語一樣。應該放棄某種普遍語法以及建立在此語法架構上的算法語言。因為，與觀念世界的任何直接的或有特權的接觸都是不可能的。這樣一種普遍觀在整體上根本反對烙印著今日世界的文化的殖民擴張。文化與殖民在根本上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我們將處於與布朗希維克（和敵視詩人的柏拉圖）之教導的對稱點上：西方意識的進步不再在於從文化積澱和語言的地方主義中提純思想，語言的地方主義並不意味著理智使童真永存。隻有布朗希維克才能告訴我們一些有別於慷慨的東西；但對他來說，此慷慨和西方世界的尊嚴在於從它的文化前設中解放真理，以便與柏拉圖一起，走向與成長分離開的意涵本身。這樣一種觀念的危險性是顯然的。精神的擴張可使剝削和暴力得以張目。哲學應該拋棄含糊其詞，闡明埋在文化層內的意涵以及有文化和曆史方麵前提的西方文化的精髓。哲學因此應該與當代的人種學合作。這才是勝利的柏拉圖主義！但它的勝利卻是因著西方思想的慷慨本身，這思想在人中發現抽象之人的同時，宣布了人格的絕對價值，並直至在人格得以安身立命的文化內尊重這種價值。柏拉圖主義的獲勝多虧了源自他的普遍思想所提供的方式本身，作為西方文明的這種普遍思想知道怎樣去理解各種各樣的無法進行自我理解的地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