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偉大的曆史理想——諸如正義、進步、未來子孫的幸福，或某一國家、種族、階級的神聖使命或解放，甚至自由本身（因為有一種自由，要求個人為社會的自由而犧牲）——的祭壇上，有許多人遭到了屠殺，這主要是肇因於某一種信仰。那就是：人們相信，從某個地方，一定可以找到一個最終的解決之道，這個解決之道，或許是在過去，或許是在未來，或許是在神的啟示之中，或許是在某個思想家的心靈之中，或許是在曆史或科學所揭示的道理之中，也或許在一個正直不苟的純真心靈之中。而這個古老的信仰，是建立在以下這個信念之上，亦即人類所信仰的所有積極價值，到最後一定可以相容甚或是彼此互相蘊涵在對方之中的。曆史上最傑出的人物之一，曾經說過：“自然用一條不可分離的鎖鏈，把真理、幸福、美德都係在一起”“而在論及自由、平等、正義時，人們大抵也有類似的看法”[26]。然而，這是正確的嗎？事實上，我們卻常常看見政治平等、有效組織、社會正義等，都和大多數的“個人自由”互相衝突，當然更不能和無所限製的“放任主義”相容；而正義、寬容、公眾的與個人的忠誠、天才的要求、社會的要求之間，也會產生嚴重的衝突。從這些情形之中，我們差不多也可以得到如下的結論，即，並不是所有的“善”，都可以相容融貫，人類的各種理想，當然更無法完全相容。可是，人們卻一定會告訴我們說：這些價值必然能在某處以某種方式，和平共存；因為，若非如此，宇宙就不成其為宇宙，也就不是一個和諧的狀態了；若非如此，價值的衝突，就要變成人類生活中與生俱來的、不可消除的一種因素了。承認我們的某些理想之實現，在原則上，可能會使其他的理想，無法獲得實現，也就等於是承認說：人類理想全部實現的觀念，本是一種形式上的矛盾，是一種形而上的妄想。對於所有理性主義的形上學家而言，從柏拉圖以降，直到黑格爾及馬克思的最後門徒為止，放棄這種“必定有一最終的和諧狀態存在，使所有的暗謎，均得到解答，使所有的矛盾，均得以化解”的觀念，乃是鄙俗的經驗主義（empiricism）作風，等於是向殘酷的事實投降，不啻是使理智在事實麵前破產。也就是一切解釋、論證以使任何事理都化約於一種體係的企圖宣告失敗，這是理智深為不滿而無法接受的事。然而，我們假如無法“先驗地”確知：我們在某處必能找到一切真正價值得以全然和諧的狀態，或許是在某種理想的領域內，但是因為我們所知有限，所以無法想象到這理想領域所具有的一些特征，於是我們就必須回過頭來，求諸經驗層麵的觀察結果，以及日常的人類知識。而這些觀察結果與日常知識，則必然無法向我們保證，我們假定“所有的善，最後都能彼此協調一致”，或基於同樣的理由，“所有的惡，最後也都能彼此協調一致”的說法是正確的。甚至，觀察結果與日常知識，無法保證我們理解以上的說法，究竟是什麽意思。我們日常所經驗到的世界，是一個使我必須在同樣“終極”的目的和同樣“絕對”的需求中，有所抉擇的世界，而在這些目的和需求中，某一部分的實現，也必然會使其他部分遭受犧牲。其實，人類所以要如此重視“選擇的自由”的價值，也正因為人類是處在這樣的情況中；人類如果能夠確知，他們在這世界上，必能找到一個使他們所追求的一切目標都得以和諧相處的完美狀態，那麽，人類就沒有必要去苦思焦慮，做出選擇，而“選擇的自由”之重要性，也將會隨之消失。因此，不論必須犧牲多少自由，人類為了使這個最終的完美狀態早一日出現，所使用的任何方法，便似乎都是有理由的。我堅信：曆史上某些最殘暴無情的暴君與迫害者，其所以會泰然堅信他們的一切所作所為，因為目的是合理的，所以行為也都是有道理的，其原因便是這種“獨斷式的確定感”。我並沒有說“自我完美”的理想，不論是個人、國家、教會或階級的“自我完美”，本身該受到責難；我也不是說人類在為這種理想做辯解的時候，所使用的說辭，都是在混淆文字、耍弄文字或是歪曲道德與心智的觀念。事實上，我是想要向大家說明：國家或社會的“自我導向”的需求，推動了我們這個時代裏最具影響力、道德上企求也最公正的群眾運動，而這種“自我導向”的需求，其中心觀念，則是“積極”意義下的“自由”。若不認清這一點，就無法真正了解我們這個時代中，最重要的事實與觀念。然而，在我來看，我們卻也同樣可以證明：“在原則上，我們可以找到某種單一的公式，使人類的多樣目的，都在和諧的狀態下，獲得實現。”這種信仰，其實是虛謬的。我相信，如果人類的目的，不止一種，而這些目的並不都是可以相容的，那麽，我們就無法完全排除人類生活中，發生衝突與悲劇的可能性，無論其為個人的抑或社會的衝突與悲劇。因此，“在絕對的要求之間作選擇的必要”，仍是人類境遇中所無可避免地一項特征。這就使艾克頓爵士心目中的“自由”，具有了它的價值。艾克頓所主張的自由，本身即為一種“目的”，而不是從我們混淆的觀念及紊亂而非理性的生活中，隨意冒出來的暫時性需求，因此，並不期盼有朝一日，會有某種萬應靈丹，來解除自由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