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工業化的完成，使經濟活動在整個社會生活中處於最顯著的地位。工業化對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必須適應經濟的巨大變革。工業化對教育的影響和要求是多方麵的，但工業化與教育最相關的問題是職業訓練問題。杜威積極支持職業教育，他將職業訓練稱為教育上的革新，認為其是教育適應正在形成中的新社會生活的需要的一種努力。
一、職業與文化修養
杜威認為在民主社會裏，從事某種職業，擔負一定的勞動是受人尊重的事情。在一個真正民主的教育係統中，在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中，勞動教育或職業教育應成為整個教育活動的一部分。
在舊時代，職業與文化修養是對立的，前者意味著勞力、粗俗、為他人服務，後者意味著勞心、高雅、統治他人，二者的對立是勞力與勞心的對立，是勞動階級與閑暇階級的對立。杜威認為，造成這種階級對立的社會基礎現在已不複存在，勞動不但是受人尊重的，對個人生存與發展來說，亦是必要的。
杜威反對把職業教育看成僅僅屬於金錢性質、具有狹隘的實用性質的東西，他認為若把職業教育看成“工藝教育”，看成獲得專門職業技能的手段，那將是十分危險的。杜威認為職業技能的獲得應有一個廣泛的文化修養背景。亞裏士多德認為課程大致可分成實用學科和文雅學科兩類。實用的學科，為實際所必需，隻服務於實利，是不高尚、不文雅的；文雅的學科，是專供享受和閑暇之用，是高尚而文雅的。因此，亞裏士多德重視理智享受而輕視職業訓練，認為前者高貴而後者卑賤。盡管亞裏士多德之後社會已發生許多變化，但“現在還有許多人認為，真正的文化修養或自由教育和工業的事務至少沒有任何直接共同的東西，認為適合於群眾的教育必須是一種有用的或實際的教育，而這種教育，把有用的和實際的教育與培養能力和解放思想對立起來”[77]。結果，實際中的教育成了一種自相矛盾的混合物，“文化”的科目的目的不在於為社會服務，“實用”的科目不注重精神陶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