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三句話強調，我們因此應當承認我們應當說出上帝之語，然而卻不能說出上帝之語，因此，通過這種承認把光榮給予上帝。
關於這句話並沒有什麽更多要說的。它可能隻用於最後強調我所講過的東西的意義。上帝之語是牧師必須馬上完成的，而又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就是我的最終結論，除此之外，我沒有什麽要說的了。
麵對這種自相矛盾，將要做什麽呢？
我們應當回到並居住在“平麵”上嗎？在那裏我們似乎是牧師，但實際上卻是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如果他們在意，某些其他人也可能是的東西——他們對這些東西並沒有本質需要嗎？即便我們有能力完成這種壯舉，我也擔心這種局麵的邏輯很快把我們帶回到眼下的處境中。
或者為了改變的目的，我們應當把說出上帝之語的服務替換為沉默的服務嗎？似乎這更容易些，似乎我們更有能力在上帝麵前（在真正的上帝麵前）沉默而不是說出他的話！但純粹的沉默意味著什麽呢？
或者，我們應當對牧師說再見，放棄我們的職位，成為所有其他人那樣的人，或者是類似的某種人嗎？但其他人並不幸福，而我們也將不再是我們目前的狀況。我們職責的困惑隻是所有人類職責困惑的一種象征。如果我們不做牧師了，其他人將不得不成為牧師——而且在相同的條件下。製鞋匠必須守住自己的飯碗，母親必須守住自己的孩子——我們的情況實際上也是如此——托兒所的辯證法同我們研究室的辯證法一樣的痛苦。放棄牧師職業將同索取一個人的性命一樣敏感；它不能帶來任何東西，絕對不能。但保持這一職業也同樣不能帶來任何東西。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職責的必要性和不可能性。而這又是什麽意思呢？
這意味著我們應當把自己的視野固定下來，毫無改變地落在人們期望我們做的事情上，甚至當我們被留在自己目前不確定的職位之時也是如此。這一職位所能帶來的東西，或者無論人們是否滿意我們都不是問題。在人類本性和人類文明的日常經濟學中，我們的職責或許被劃分為關係到這種經濟學本身在這個世界上如何被分類，以及上帝的創造性問題。但是，從人類的觀點出發，這個問題必然永遠保持是一個問題。所以我們的職責也必須被列為無法分類的。每一門職業都有一種邏輯，一種職業本身固有的關於現實的絕對命令，我們的職業也具有這種特殊的內容。我們應當記住自己眼下的這種命令，如同每一個鐵路員工必須牢記自己眼下的職責那樣。我們既不能欲望太多，也不能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