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政治哲學，隻要認為自然衝動——即貪婪、權力意誌和其他形式的自我維護——絕不可能完全由理性加以控製或使之升華的話，就必然會支持這樣的政策：它企圖以自然力量防止自然衝動的方法來控製人類曆史的自然狀態。如果強製、自我維護和衝突被認為是拯救社會可允許的必要手段，那麽，如何得以避免不斷的衝突和持續的暴政呢？什麽東西可預防今日之拯救手段成為明天的奴役鎖鏈呢？一種過分強硬的政治現實主義似乎會使社會陷入一種持久的戰爭狀態。如果說沒有強製就不可能有社會的團結，不造成社會的不公正就不可能有強製，並且若不進一步運用強製就不可能消滅不公正的話，那麽，我們不是陷於無限的社會衝突循環中了嗎？如果對相互衝突的自我利益不加以維護，就不可能控製自我利益，那又怎麽使對立的要求避免成為無節製的呢？並且，如果必須用權力來摧毀權力，那麽，如何能使這種新的權力合乎倫理呢？如果政治現實主義完全不相信社會中理性和道德因素的力量，那麽，一種權力的不穩定的平衡似乎就成為社會能夠渴求的最高目標。如果衝突著的社會力量的這種不穩定的平衡會產生暫時的社會和平與休戰狀態，那麽，完全可以肯定，權力分配的某些意外混亂情況最終將會破壞平衡。即使這種混亂不會發生，那麽從長遠來看，由於權力平衡所產生並加強的社會敵視作用，平衡終究會遭到破壞。
最近30年的世界史似乎是這種現實主義後果的純粹的悲劇性象征，因為它徒勞無功地努力用衝突去解決衝突。戰前的和平乃是用權力平衡所保持的休戰狀態。這種和平因自動爆發的彼此間的恐懼和它本身所造成的敵意而遭到破壞。新的和平恰是一種強製造成的和平，隻不過社會和政治力量的平衡更不及戰前的那種平衡而已。以反對軍國主義原則自居的國家增強了他們的軍事力量，並用權力來維持暫時的和平。由於權力本身所造成的憤慨情緒，這種和平肯定要遭到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