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維裏特·賴默（Everett Reimer）是與伊裏奇齊名的激進主義的教育思想家，伊裏奇曾在《非學校化社會》一書的序言中說：“我對公共教育的興趣歸功於埃維裏特·賴默。”正是在賴默的影響下，伊裏奇才開始關注教育問題，對人們習以為常的義務教育製度提出懷疑和批判。
賴默與伊裏奇1958年相識於波多黎各，共同的誌趣使他們不僅成為生活中的好友，而且也成為教育思想上的牢固同盟者。他們在由伊裏奇創辦的“多文化交流中心”經常相互促談，交流思想見解，在各自發表自己的著作前，這種經常性的學術交流、對話活動已經進行了十餘年，1967年以後，這種相互的思想交流還成為一項定期安排的活動。因此，賴默的教育思想與伊裏奇十分接近，他們都對傳統的學校製度提出了強烈的批判，都要求廢除學校而代之以學習化的社會。賴默的教育代表作《學校已經死亡——教育中的選擇》（School is Dead：Alternative in Education）發表於1971年，比伊裏奇的《非學校化社會》略晚一年。伊裏奇在1970年出版《非學校化社會》一書時，賴默也在考慮出版自己的著作，伊裏奇為此把這兩本著作的出版看成“共同研究的各自觀點”的表述。而實際上“共同的研究”和交流已使兩人的教育思想一脈相承，以至於羅賓·巴勞（Robin Barrow）在《激進的教育——自由學校和非學校化的批判》（Radical Education—a Critique of Freeschooling and Deschooling）一書中將賴默和伊裏奇的激進教育主張放在同一章節中作為一個整體加以介紹和批判。
在對學校製度的批判方麵，賴默認為美國的學校實際上是將4種社會職能集於一體的，這4種社會職能是：照管、社會角色選擇、思想信仰灌輸和教育，且它們通常是以發展技能和知識的形式表現出來的。[38]在賴默看來，將“照管”作為學校的職責是錯誤的，這不僅要平白增加大量的教育經費，而且從整體上看，也不適合處在不斷發展成熟中的學生。因為兒童隻是在早期需要照管，學校將對學生的“照管”作為自己的職責就等於把自己變成了軍營、監獄或精神病院之類的機構。在學校的社會角色選擇問題上，賴默考察了學校在社會地位分配過程中的作用，他把學校的社會地位分配職能稱為“把青年分到他成年後將占據的各種社會職位的分類”，對賴默來說，這種“學校的職業選擇是多餘的，而且對個人通常是災難性的……職業選擇的主要職責根本不是個人的選擇的問題，而是學校製度繼續生存的問題……退學的年齡決定了男女兒童是否因其身、手或腦的勞動而得到報酬，也決定了他們得到多少報酬。這反過來大體上決定了他們能在哪裏生活，他們能與誰交往，以及他們如何度過有生之年”。[39]在賴默看來，社會變化極為迅速，學校在學生身上花費了大量的經費和時間之後，未必能使學生在社會上謀得相應的工作。更為有害的是，在一個學校化的社會中，文憑或證書成為主宰個人命運的東西，且滲透到了社會的每一個領域或方麵，以至於“一個垃圾清掃工也需要文憑”。[40]由於個人的發展機會是由學校中的學業成績決定的，而實際上就是由文憑或證書決定的，文憑或證書的獲得跟個人的努力並無多大關係，一個學生的成績的好壞“主要取決於父母的文化程度、家庭的藏書、旅遊的機會等”。賴默斷言：“一般說來，父母有文化的孩子，即使不上學也會學會閱讀，而父母無文化的兒童常常是入了學也未必學會。”[41]因此，“成績不過是將特權永久化的煙霧而已”。[42]社會信仰的灌輸及教育更是把社會的不平等直接凝固化。總之，在賴默看來，將多重社會目標集於一體的學校，已導致教育開支的劇增、教育效率的下降和社會控製的不斷加強，它在現代社會已沒有存在的價值，“學校已經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