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舊金山體製”下日本社會改革的轉向
從1947年起美國就製造單方麵與日媾和的輿論，以便啟用日本的力量為自己的亞洲政策服務。隨著世界政治局勢的發展，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壯大，馬克思列寧主義迅速傳播，世界上形成了兩大敵對陣營的“冷戰”局麵，美國開始改變對日政策：一方麵聲言為了日本政府恢複處理國內事務的全權，允許日本政府複審已經公布的現行法令（日本政府據此設立了“政令修正谘詢委員會”）；另一方麵，於1951年9月操縱48個國家簽署了《舊金山對日媾和條約》，並在美日之間簽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由此，日本重新獲得了國家的政治獨立。但是，根據這兩個條約，美國軍隊仍然駐留日本，並且享有在日本任何地區設立軍事基地的權利。1953年2月簽訂的《美日行政協定》又使得駐日美軍獲得了“治外法權”的待遇，這就最終形成了日本戰後曆史上美軍占領期之後的“舊金山體製”。
“舊金山體製”並沒有使日本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完全獨立。盡管如此，日本人還是有了一種“解放”感，特別是日本的複舊勢力和軍事力量，由於美國的反共政策和侵朝戰爭的需要而受到鼓舞，社會上的各種保守勢力也開始活躍起來。日本政府1951年設立的首相“私人”谘詢機關——“政令修正谘詢委員會”，對包括教育改革在內的戰後各個方麵的改革進行全麵性的“檢審”，成為清算和修正戰後一係列改革法令的最早的專門機構。從此，整個日本戰後社會改革的方向開始產生大幅度的改變，教育改革也不例外。1953年，執掌文部省大權的岡野清豪文部大臣認為：美軍占領時期的“文教政策決定於占領之下這種特殊情況之中，因此其中可能是有一些不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地方。所以，在迎來獨立的今天，我們有必要對此進行慎重的研究，並加以改善”。對於這種說法，著名的日本教育家大田堯、平原春好等認為“這是對開倒車的一種明顯的借口”。[11]實際上，“舊金山體製”下日本教育改革方向的轉變中，就包括了教育上各種保守傾向的加強特別是國家主義思潮的卷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