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它的道德法典非常相似，一個社會也有自己的文化特征，並相應地表現為個人身上的一些傾向：禮儀規範、習俗、榮譽等。這些現象是如此的相似，致使在一些場合，人們並不容易把它們分開（那些認為我的“道德法典”定義把禮儀準則接受為“道德”需要的人不必感到吃驚，因為我們後麵將看到，如果這些準則是道德原則的話，有理性的人大概不會接受它們的製裁），有一種不同於道德法典，但可能與之混淆的結構，在這種情況下，重要的是把它同社會公共機構期望區分開來，社會學家有時把它稱為“角色規範”。
我用“社會公共機構”的術語論及有組織的團體，例如家庭、大學、教會或者大眾汽車公司。這種用法不同於一夫一妻製的婚姻、基督教和資本主義；我寧願把這些說成是社會的“文化方式”，這兩種現象顯然是緊密聯係的。
讓我們先來觀察一下，我所指的所有的社會公共機構（教育的、政治的、宗教的和經濟上的）都包括了具有可區分的、可以命名職位的個人，這些職位關係到某些特權和責任。換句話說，在各個組織中，個人有可以命名的公職。也就是人們希望他們完成某些事情（他們的工作），他們轉而也希望其他人為自己做某些事情。具有這些職位的個人在組織中合作，組織作為整體向人們——它的成員、其他人和社會賦予利益。滿足角色希望的人們構成了這一係統的運行；組織成員大體上知道這一係統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自己在組織中的貢獻。
讓我們來考慮一下大學。組織提供了像教育、研究和學術成果一類的利益。它包括各個不同的公職：學生、校長、教授、圖書管理員等。教授被期望完成一係列專門課程的講授，給成績和辦公室工作。誰期望完成這些工作呢？主要是這個組織的其他成員。然而我們不必把這些問題看得比現實中更有組織。大學董事的細則可能提出主要的希望，它們能被當作法律來實施（盡管很少有機構成員曾經讀過它們）；機構法典也設立了其他的得到普遍承認的期望；但其他的問題並不那麽清楚。教授與學生可能在關於什麽是適當的職業行為上看法不同，例如多少個小時的上班時間，教授是否要發油印的講課大綱，是否應把課程內容寫出來。教授們對這些法典的把握一部分出自自己做學生時的觀察積累，一部分靠對法典的閱讀，還有一部分來自與同行的交流。在一個組織中，人們並不容易發現某些群體的期望是什麽；人們或許容易忽視學生的期望，因為學生太多，不容易看出他們的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