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希望已經說明，作為一種規範倫理學理論的行動功利主義不像它的批評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種頭腦簡單的學說，而且，行動功利主義有力反駁了常常被用來詰難它的觀點。我現在想分析一種境遇，這種境遇在過去一直是行動功利主義難以解決的問題。然而，遊戲理論中的某些非常簡單的技術似乎提供了解決該難題的方法。
R.B.布蘭特考慮了英國戰爭時期一位功利主義者的事例。［29］假如政府為了節省電和氣，規定房間裏的最高溫度隻能是華氏50°。有一位法國人住在英國，由於他是一個行動功利主義者，便可能作如下推理：“絕大多數英國人不遵守政府的規定是不可能的，因此，有的人例如我的房間裏保持華氏70°的溫度一點也不會產生壞效果，而且，這麽做會給某些人帶來舒適的快樂。基於這種考慮，我用更多的電和氣，既給我帶來了舒適，又增進了普遍幸福。”因此，這位法國人便決定用更多的電和氣。實際上，這樣的決定當然不會使法國人更幸福。如果他是一個正直的人，受到日常教育的培養，他的良心會感到十分內疚。但是，如果他是一個十足的頭腦簡單的功利主義者，情況又會怎樣呢？
行動功利主義者認為，如果法國人的行動無人知曉，在這種情況下，他應當多用電和氣。然而，他也應同意，如果他的行動被發現，他應受到譴責和懲罰。誠如布蘭特所說，如果內閣官員知道大多數人會自願作出犧牲，遵守政府的規定，電和氣的供應因此十分充足；如果他不顧自己的規定，多用電和氣，那麽一旦他的行動被發現後，確實會引起憤怒的抗議。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假定內閣官員的行為會被發現，功利主義的計算就有所不同。此外，功利主義者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也有充足的功利主義理由去譴責內閣官員（特別在普遍由非功利主義者組成的社會裏）。我們必須回想一下行動的效用與稱讚和責備行動的效用之間的區別。不過，我們也許同意布蘭特提出的與上個問題無關的事例，在這種事例中，行動功利主義極有可能與常識倫理學發生衝突。始終如一的行動功利主義者樂於這樣說，“常識倫理學是多麽不盡如人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