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家的誤解
在新近出現的農村衰頹感之中，一兩處近代都市的興盛，顯然成為其原因之一。希望單純憑借隔離與警戒就讓國民處於蒙昧的安心之中，如今已經十分困難了。我們在進行自由的比較之前，必須要考察一下這種都市勢力的來源與依據。人們經常使用“克服都市”這樣的說法，村落是否存在如此程度的弱點當然是一個問題，而更為必要的是思考最終得到承認的都市地位，到底基礎為何。
明治政府施行新政，同時決定將綿延千年的首都東遷①,這帶來了難以形容的民心激**。千萬國人不謀而合地將提高新都的威望作為國運展開的第一步。這並非隻是來自清除舊的地方割據勢力、作為統一國家象征的政治考慮，這一點隻要翻開當時的法令製度就能明白，因為其中沒有任何保證東京優越權的內容。尤其是市製施行之後，所謂三府①僅是名稱上有所不同，其他的市如果原本就有活力也能不斷成長，成為米蘭、紐約也並非空想。然而民心所向，依舊盡心守護著這一處，僅用不到五十年的時間，就將破舊的江戶建成了世界的東京。從遠古時代就仰慕首都的無邪性情，受到革新時代的刺激，自然而然作為共同的奉獻而表現出來。雖然時至今日還有著不盡如人意之處，但相信在後世子孫眼中，如此壯大的國民全體的事業是無可比擬的。
當然，為了將在數百位大名的統治下分為眾多藩國長期相互對峙的島國結合為一個整體，大家和睦相處，共同繁榮發展，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十分有效。於是外在形式上需要顯示出所謂政令出於一途，甚至不惜被批評為反動。例如，高級政府機構集中於東京一地，並被賦予了充分的權力，各地政府為了不讓居中傳達者有篡改上意之機，常常主動上京接受指導，這些都給世人一個印象，就是凡事都應唯首都馬首是瞻。但如果這是唯一的條件，那麽大阪、京都就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繁華。換句話說，在中央之地擁有一處首都便可滿足的時代早已不再，從國土的地形或是社會的實情出發，在四方各地都擁有適度的聚合之地，已經成為國民生活的需求。但是如果聚合的方式失當，我們就不得不因為自己的創造而煩心勞神。認為在行政的中央集權上略加削減便能匡正文化上偏重都市的想法，是完全未將首都之外的都市的影響置於眼中的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