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的政治家，可以說是與文化發展關係最淺的階層。其證據之一，便是學問、文章及其他一切技藝都有著向中央集中的傾向。這是我國讓人完全無法稱頌的特點之一，恐怕世界各國都難以找出同樣的例子。而這與施政之術間沒有任何因果關係，無論直接還是間接，這一點都是公認的事實。並非國家加強了中央的政府機構，於是將天才們帶到了首都。今天東京的出版業，名副其實是君臨全國，政府不要說支持，就算是管理也難以做到，而這一傾向是繼承自前代。江戶時代直到中期以前，良書佳卷主要出自京都，後來武藏國東部①需求增加，製版師的技藝在江戶發展起來，最終能力過剩，連無益之書也做得極盡精巧。在鄉村享受讀書樂趣的人，其興趣受到都市著述種種任性的支配可以說淵源已久，並非是印刷複製技術出現後的事。以文字進行教育的方式，本來就是興於帝都，並僅在帝都維持的。隻有千裏迢迢負笈上京並長期停留才能潛心學問，而利用學問也需要居住於都市之中。明治時代以前，身有“學藝”即受過書本教育就能受到高度承認，被委以重任，這樣的機會可以說數不勝數。既然學問在十幾個世紀中一貫為都市人嚴密壟斷，那麽一旦踏入這一領域就會尊崇都市而以鄉村為“鄙”,也便是不得已的結果了。
但是，到了教育普及、文字的恩澤將要遍及窮鄉僻壤的時代，自然需要有其他的準備。所謂文字之師，也是都市文化的頒布者。人們在無意識中受到感化，也在有意識地進行模仿。這時對文學有自信甚至野心的人，把都市當作自己一展風姿的舞台，希望登高一呼而號令天下，實屬自然，而爭先恐後以市井喝彩之聲吸引遠方的注意，也成為一種需要。村落率真的讚美卻帶來自我輕視的風氣，其原因便在於此。無論學問還是技藝，原本都並非與都市密不可分，隻看其題目之寬、取材之廣便可得知。其淵源遠比市鎮的誕生更早，在我們的祖先都還居於鄉野之時便已出現。因偶然被盛入異國之花籃，主要裝飾於貴人之家，而終為雅俗二流，長期以來前者僅僅代表都市的文化。如果任其自然，不經過大幅的補充修訂，當然不可能有助於當今農村與都市的調和。不幸的是，並不希望發生這種變化的，依然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