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農的風氣，不如說始於一種都市式的同情。古今內外的悠久曆史中，沒有比農民更招人憐憫的了，但他們的下一代並非能因而無須再被憐憫，村人對此最為了解。他們天性樂觀，將現狀視為理所當然的，並積極投身於辛苦勞作之中。記憶力出眾的旁觀者也常常會湊近，為他們朗讀善政的舊日記錄。這也許是最能容易實現民眾的歸服及其持久信任的途徑，但對於他們的自力自為，可以說沒有半點激勵作用。農村衰頹的感覺，實際上不少源於這樣的暗示。我們的教育最為緊要的任務，就是審視這一根本誤解，進而培養都市同胞的全新農村觀，至少要改變他們憑著迄今為止一成不變的辭令而維持交易、確保供給的企圖。
從前，農村雌伏的理由確實遠多於今日。顯著的例子出現在中央集權幹預土地利用的時代。雖然實際的耕作者都居住於農村，但按規定隻有手持官符者才能成為“領主”①,於是由京城赴任而來的曆任“國司”①,有著控製廣大私田的便宜。後來雖然他們也長期留在地方，扣押著“領家”②的利益，但依舊在很長時期內都要向中央尋求名義，請求京都或是鐮倉對訴訟的裁決。武家支配了全國的“地頭”③之後，專門製定了所謂“不可招月卿雲客④為婿”的規定，防止與貴族間的利用與勾結，由此可以看出名聲的價值。而作為地方居民，為了提高自家的等級，向周圍擴展勢力，與近來的“出世婚姻”⑤正相反，給女兒找一個身份高貴的夫婿並入贅家中，似乎是唯一的方法。比起今天，官位有著更大的決定力。即使中央的威令無法到達遠方，表彰的權力也依然為朝廷專有，武人無論如何強大，依然是鄉下人，與京都沒有關聯者則皆為“下眾”⑥。傾向於割據的中世社會，本就是僅憑這一點得以統括維持的，因此也別無怨言。但將所有的生活理想都寄托於不在眼前的都城，膝下有著美麗女兒的父母長久做著同一個夢，這樣的農村實在是寂寞難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