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分家為晚近農村的風習
農村生活不安的一個新的原因，在於都市的吸納力，即轉化地方上的剩餘勞動力為我所用的力量，由於難以整體管控和整理，早就達到了飽和。勞動者的團結，隨時受到外部勞動力補充的威脅，立場難以變得堅定。這一事實雖然是近來出現的，但至少在大都市，其傾向很早以前就已經存在。都市的貧困之淵越來越深，而作為解脫之策，也出現了種種醜惡之事。對於即使離村也會一樣困難的擔憂，在某種程度上限製了和平的離村，這是一個事實。而明治分家，日語中一般作為名詞使用。日本傳統由長子繼承家業，長子以下的男孩或在村中另外獨立，或離村謀生。由長子繼承的稱為本家，另外獨立的稱為分家，分家在各方麵地位都低於本家。
之後移住的機會忽然再次激增，於是反作用也變得更加強烈。
但更為有效的一種自製，早已出現在農村內部。我們農業三百年的變遷之中，影響最大的是土地繼承製度的實際變化。或者將之稱為生活與製度的折中也未嚐不可，總之，僅依據法規文書的表麵來理解時代經濟的方法並不可靠，這在近世史研究領域已經頗為鮮明了。實際上，人們並未如同政府預設的那樣生活。繼承問題，尤其因與各家的具體情況緊密相關，所以製度總是要比現實慢上一步。正如在令①承認私有財產的諸子分割並規定了細致的處理方法之時，讓“家督”②占有優勢的各種慣例已經出現，同樣，在長子還被稱為“總領”③“一跡”④之時，分家已經積蓄了與之對立、競爭的力量。“應仁之亂”⑤算是例外，就整體而言，武家居住於農村並經營農業的時期，一族一門的結合最為重要，甚至為了家的自衛，犧牲父子間自然的感情也在所不惜。在沒有戰事之時，其法則也被應用在土地的經營之上。當然，這也是因為我國自古就有著與這種家族製度相調和的農業方法。而擁護“總領”的必要，主要是在武備方麵特別強烈。一旦外部壓力消失，其統一逐步趨於鬆弛就是自然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