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這種對勞動力的巨大的臨時性需要，今日這樣不完全的佃農就沒有存在的必要。無論哪個國家，在美國式機器發明之前，“大農”都在勞動力的問題上存在不安。如果經常在附近保持收割季節需要的足夠人手，那麽這些人平時的衣食就無法保障。而如果從遠方臨時雇人，並且不提住宿、紀律等方麵，僅是簽訂合同上就令人有著種種不安。工業在都市興起後，“大農”首先感覺到無法依靠外來供給的危機，於是著手改變土地利用的方法。而日本更有著被稱為“田植”的令人心焦的插秧季節，即使調動婦女老幼，也難以填補這種不均衡。但是日本的地主逐漸放棄直營的最初動機，並非基於這一臨時勞動力供給上的困難，這一點十分明確。我國的農村還沒有進入連插秧的人手都已經不足的寂寥時代。
村中隨時有著容易補給的勞動力。不僅是在最繁忙的農曆五月，收割或是旱地種植的各種農活，隻要招呼一聲就能立即前來的窮人就住在身邊。他們勞動中的多少將作為佃農的條件被無償收取，各地情況都不盡相同。比如，在氣仙地區①的大島，無論是水田還是旱地，“下作人”都會來打理好一切，主人夫婦隻用管理倉庫的鑰匙，監管收獲物的出入。在東北地區，有地方規定一年中幾十天，本人覺得方便的時候來勞動即可，對此隻支付很少的名義上的工資。各個事例都有地方相傳已久的慣例作為標準，而一般而言佃農的條件都是為了維持地主家農業順利進行而提供一定的勞動力。
在一年中插秧和收割的幾天不給工錢的事例為數不少。但以前有工錢和無工錢的差別並不重要。因為無工錢的“合力”,在那些天一般都需要提供豐盛的食物和美酒，下麵的百姓也都拖家帶口前來參加；而有工錢，也一般隻是以家為單位支付，大都是從前就約定好的額度，至多也就相當於當天食物的全部。佃農的生活，是期待著這樣按日雇傭的天數越多越好的。因為從一開始，雙方就沒有預想佃農能僅靠租田的種植滿足一家人的勞動需要，依靠其收獲維持全年的生活。簡單來說，雖然有來自外部情況的要求，但日本的地主們為了自身生活的方便，總是要造就超過必要數量的“水吞百姓”。作為勞動力豐富之國自古的慣習，濫用最為豐富的資源，也是沒辦法的事。於是農業也便一直對貧民有著持續性的需要。如果這一狀態繼續下去，那麽非常可悲，隻能永遠主張以小農的極度節儉為農村當然的道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