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就史論而言，如果明治初年地租改革之際能夠預見到今日的米價，規定佃租應以現金繳納的話，恐怕現在就不會有這麽多人為此痛苦，規模細小的農場也會更加繁榮吧。但這與計算死去嬰兒的年齡沒什麽區別。現在除了製定新的法律強製繳納現金，或是各自修訂自己的合同，別無他法。而單純改為現金繳納的方法，一經試行就因為地主認為不如既有的情況有利而遭到抵製，已經無法推進。於是問題在合法的範圍內能夠如何解決，完全取決於佃農是否能夠硬氣地說出“那我不租了”“我不幹了”之類的話，這是再明確不過的常識。但事與願違，近來的佃農議論之中似乎仍有人主張另有他法，完全不顧及給人錯誤的希望最終隻能帶來更深的失望。
日本出現佃農**，到今天正好是三十年左右，這期間也經曆了種種曲折，如今不能否定的一點是，佃農身上有著必須先行解決的一個弱點。相當於工廠勞資爭議中同盟罷工的行動，在農村應當就是土地的聯合返還，但實施這樣的行動需要資金的支持，而蓄積這種資金的辦法現在沒有，將來也不容易確立。因為農業的生產周期不可分割，而貧農的力量並不能決定整個過程。以前的“地親”已經長久與自耕絕緣，他們之中的很多人如今甚至連存放農具的場所都沒有，對於土地被退還自然會感到為難。但不幸的是，他們看穿了對手更加脆弱，所以無論財力多麽薄弱的小地主，都會傾盡全力，閉城堅守。如果他們能夠忍受暫時的損失，從同盟圈外招募新的佃農來耕作田地，那麽除非使用暴力，否則完全無法阻止，此前的不滿者也許一夜之間就將變為失業者。因為全國各處都充滿著對土地的饑渴，無數人為了哪怕小小的機會也會不惜力爭。
反抗者知道了土地退還並非良策，於是開始采用拒付或是滯納的戰術。小農其實並不橫暴，其證據是經常能看到上繳自己認為合適的量，剩下的大家才約定集體不繳的例子。可惜這樣的做法不但無法令對方為難，而且自己在沒有履行義務這一點上，與全然拒繳並無不同。鬧到公堂會消耗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地主們無疑是考慮到這一點才願意息事寧人、不多計較的。但歸根結底這隻不過是耐性的比拚，無益於問題的解決，也無法預防今後的紛爭，隻是加劇了感情的惡化，讓未來的光明更加遙遙無期而已。可以說與我們要學習的方法沒有絲毫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