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完全背道而馳的兩個目的同時加於土地之上，是否一開始就是一個錯誤呢?如果這一懷疑無法洗清，改革的方案就難以確立。
在將土地視為勞動的場所或手段的勞動者看來，土地與器具、機械一樣，一定是越便宜越好。但是，今天也有相當多的人視土地為具有稀缺價值的貴重品，希望其所謂壟斷性價值越高越好。這兩種心情，真是可以相互協調合一，形成一種共同經濟利益嗎?因為迄今為止的時代總是不得不偏向其中一方，所以對此持懷疑態度也有著充分的理由。於是，以哪一方為主才是正確的道路，便成為第二個問題。
曾幾何時，持有土地是積累財富的唯一道路。既然為了獎勵荒野開發，盡量降低私田的地租，即“運上”,並允許土地世代繼承，那麽作為其結果，各地土豪割據，最後顛覆莊園經濟之天下，也便理所當然。“莊園”一詞雖然原本是指農場，但在土地還有一些剩餘所得之時，土地所有者未必需要親自掌管，而是或分與近親，或“寄進”①給社寺堂宮，就連婦女兒童、僧尼入道②等與鋤鍬毫無幹係的人，也仰仗其作為遊食之資。鐮倉幕府的介入，是對土地財產化的一種限製。“地頭”當然並非是以農業身份奉公的，但一般居於農村，自己也是耕作集團的首領“親方”。他們活躍於各地莊園以後，遊女龜菊①之類的領主當然不得不屏息收聲。後來新舊勢力提起訴訟，其結果往往是“下地”的平分②,管理方式也簡單化，再加上交通不便，於是京都人在地方上的收益權便在不知不覺中喪失了。
從前的所謂權門勢家，幾乎喪失了在遠方諸國的全部領地，京都於是變得極為委頓頹唐，而這一時代正是地方上物質生活極為充裕的時期。戰爭的頻發，也可以視為其結果之一。之後，德川氏對他們賦以極重的軍役，令其不堪士族人數之多，以此作為統禦大名、小名勢力的手段。而聚居住於城下的武士們，即使對百姓極度壓榨，其領地收入也沒有可供積累的富餘。從上至下，土地一般而言無法財產化，這應該就是江戶幕府的方針。既然武士們自己不事稼穡，那麽對於他們來說農民的土地也就毫無價值。因此武家的生計總是捉襟見肘，讓人不敢恭維。而在農村地區，地主盡量縮小直營的規模，急匆匆地增加承包小農的數量，即使分家勢力擴大也不以為意等情況，細思之下，也有這方麵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