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都市生活者的常識，因為收入來源不足而生存不下去，沒有任何奇怪之處。雖然失業分明是經濟組織的缺陷，個人毫無防止的力量，但他們卻都各自另尋新的謀生手段，甚至不惜為此勉力玩弄技巧，由此造就了如今令人驚異的自由競爭社會。他們之中因為失敗而不得不忍饑挨餓者極多，偶爾也曾以冷峻的視線目送破產者離去。因此，他們是第一個對居住在村落的貧窮的同胞們竟然毫不擔心自己工作範圍的縮小而感到不可思議的。
即使是這樣橫亙於人生入口的問題，農民的想法也已經不同了。百年之前，“農村生活艱難但卻無憂”就如同口頭禪。所謂無憂，意味著勞動的分布很不均勻，休日較多，下雨、積雪等天氣無法下地，甚至今天的工作留一半給明天也不會有什麽特別的影響。同時也意味著在墜入貧困深淵之前，會有一些權宜之計，能夠獲得援救。當然這並不保證他們能從饑餓邊緣的彷徨中脫離。即使是豐收之年的秋季，也努力節省大米，冬天則吃幹菜，以臼中剩下的糯米殘渣就茶，一直堅持到小正月的插秧儀式，才可以領取飯米。此外還可以憑借無法換算為金錢的諸多勞力，來補充生計。與那時相比，生活已經進步了許多。衣料自不必說，日用品、家具、器具等種類增多，農具、肥料之外的所需也見長，加上從前與之相關的勞動變得無用，收支的缺口加大，是一目了然的事。倒是應該仔細想想一直支撐至今還能勉強度日、沒有破產的理由。
明治前半期農產品市場的開拓、推動都市成長的消費人口的激增以及其他原因，與所謂勸農政策合為一體，一度顯著提升了農地的生產力。農村勞動力受到新農法的吸引，至少在品質上增加了其供給。從前的休息日減少到一半，小農的熱情與注意力倍增，不但增加了原有耕地的收益，而且將開墾範圍擴大到昔日被認為不可能的區域，一時之間令人忘記了純農獨立的困難性。其中最為勤勞的算是養蠶業了吧。看上去土地依靠其利用方法的變化，還可以吸收更多的勞動力，支撐更多的家庭經濟。但是不僅穀物的自給是政治上的一大傳統，水田的特殊性也永遠束縛著我們的農業。對稻米的迷信帶來了一係列錯誤的政策，再次讓農村居民不得不在狹小的耕地上展開令人悲歎的爭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