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村中諸多問題亟待解決，卻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以消極主義壓製大家的議論，連青年們極為率真的疑惑也無意回答，這不但是怯懦的行為，而且容易成為紛亂的緣由。厚顏無恥的少數空談家最為如魚得水的時候，就是村民們的知識與現實隔絕，無法靈活地開展一般性批評之時。因此，在德高望重的前輩還能幸運地得到全麵信任之時，特別要預防下一代的反動及製度的崩潰，把更大的力量投入自治的教育之中。所謂長老們的說教，太過偏向於以變化前的黃金時代為標準，而疏於培養組合生活所需要的新人物。
需要怎樣的新人物，對此已經有了太多的意見，再提甚至讓人覺得是老調重彈。有“親方”氣質的指導者，今後無須費事也一定會出現，與之相比困難得多的，是培養穩健的“組合人”,也就是對村內平等觀念的訓練。然而對此，即使是近年為了農村盡心盡力的一些名士，也常帶著感情因素提出反對。小農的地位長久以來難以提升，並不僅僅是因為貧窮。讓他們變得有錢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即使做到也不能保證他們立即過上悠閑和適意的生活。“農民牢騷多”這句諺語，他們自己也笑著掛在嘴邊。這就是自古以來宿命般的一種生活方式。都市生活中貧困的程度更甚，但人與人的關係卻在逐步變得平等。因為無法想象在相互陌生的鄰裏之間能夠形成保護的關係，而身份的上下關係也並未成為相互交往或結合的條件。但是在農村，顏麵或是體麵決定了義務。身份、門第固然好聽，但也能讓我們推測另一麵一定存在著與之相應的人們的屈從。這樣的關係如今是否還應暫為保存，是在國家層麵業已決定的問題。大家早已承認不應因貧窮而憐憫，但實際碰到這種情況時卻無人照做，於是，不僅僅是小農常常為人憐憫，就連略有資財的人也打算和他們聯合起來，苟活於他人的同情之中。這也實在太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