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說明人的類特性的時候，馬克思轉向了對共產主義社會中生命活動的描述，因為隻有在那時，個體才能夠發展成為一個全麵的類存在，隻有在那時人與動物世界之間的差異變成了它們之間所有可能存在的差異。在馬克思看來，“人同作為類存在物的自身發生現實的、能動的關係，或者說，人作為現實的類存在物即作為人的存在物的實現，隻有通過下述途徑才是可能的：人確實顯示出自己的類的力量統統發揮出來”①。在其他地方，他明確說明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活的個人不是真正的類存在物，而且，這種個人的工作“已經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動的假象”②。事實是，馬克思能夠通過“作為類的人”來指稱所有的人，就像能用它來指共產主義社會中的人一樣。但大多數情況下他用這種表述來指稱後者。在這個例子中，類的生命活動就是人們意欲從事的活動，而不是各個時代的人們實際從事的活動。
根據這種解釋，馬克思對類的生命活動的描述一定被認為是不完整的。除了它是“自由的”和“有意識的”之外，這種活動還是有意誌力的、有目的性的，肉體和精神上具有可適應性，能專注的以及社會性的。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的社會活動與以前各種社會形態下以同一名義進行的活動是截然不同的。這同樣可用於區別人的生命活動與動物的生命活動到底在哪些特點上有所不同。例如，人在資本主義工廠內的有意識的活動可能僅僅意味著他意識到或認識到，使用杠杆比直接舉東西效率要高一點。在共產主義社會，與意識相伴而生的是機敏，而且個體也認識到了他所從事的活動的複雜性，其中包括他的產品與他自身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他的產品與其他人和物之間的複雜關係。人的活動總是有目的的，但在共產主義社會，計劃的製訂更加自覺，更加讓人精神愉悅，計劃本身也比以前任何社會更重要。進而可以說，如果時間不是太久的話，那麽共產主義社會中的人將比前人能專注於做更困難的事情。